卢作孚研究刊物
从“渝峡区经济调整委员会”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重庆的“社会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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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渝峡区经济调整委员会”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重庆的“社会企业”发展
上传时间: 2021-10-14 12:32:57     作者: 薛 宇     来源: 从“渝峡区经济调整委员会”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重庆的“社会企业”发展

   

    近来笔者正在整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民生实业公司)的旧档,恰好整理到《渝峡区经济调整会组织大纲及会议记录》一宗,卷宗包含了渝峡经济调整(委员)会函件、组织大纲及数次会议记录。在当时,一方面因为四川防区制下,军阀混战致政局不稳定对经济的冲击导致各企事业单位发展受阻或停滞;另一方面,各企事业单位发展不景气而又严重影响四川(川东)地区整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从重庆到嘉陵江三峡地区(北碚场一带),由部分企事业单位发出倡议并成立了一个经济调整委员会,希望有更多的企事业单位能够加入成为会员,为改善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而共同努力。特别是近代以来所诞生的一些新兴产业,它们很多具有社会公用事业属性,担负了更重的社会责任,它们的持续健康发展对于社会发展更加重要。

  正如我国著名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通过研究指出,卢作孚先生(以下简称卢先生)创办民生实业公司和发起领导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便具有中国本土社会企业的性质。他在文章中指出,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随着“实业救国”的兴起,一批实业家在艰难的经济环境中以救国图存为目标开办实业,并通过企业的经营发展带动区域性整体建设。这些企业家在创业初期即立意于社会发展与革新,从创立初衷、经营目标、组织形式、社会服务等方面都充分体现了社会企业的真正内涵。著名民族实业家张謇、卢作孚等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

  事实上,“社会企业”这个概念是一个舶来品,其*早出现在欧洲,然后在诸多西方国家发芽,衍生出了不同的定义。总的来说,“社会企业”可以理解为那些融合了社会目标和商业手段的组织,其经营目标是为了社会,而不是个人或者小团体利益*大化,虽然企业形式依然是正常的商业运作,但是成立目的和实现目标都极具社会责任的企业。这虽是一个由现代欧洲诞生的新概念,但早在近代的中国已有了些许端倪。

渝峡区经济调整委员会的创立

  卢先生在创办民生实业公司之初便为公司定下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宗旨。这既是民生实业公司的宗旨,亦是卢先生对国家社会和公众的承诺。他曾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公司刊物《新世界》里发表文章《民生公司的三个运动》中写下,“第三是帮助社会的运动。民生公司*后的意义决不是帮助本身,而是帮助社会……我们只帮助社会,帮助个人亦只是因为他要帮助社会。这是我们的事业*后所含的意义,不但要十分明了它,而更要努力实现它。”仅隔一年有余,他又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一文中说道,“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己有不亡的保障……”。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一生兢兢业业为之奋斗。直到又过了一年多,他同民生实业公司的同仁一起发起这个“渝峡区经济调整委员会”,希望渝峡区内的各企事业都能一起为帮助社会,为实现国家现代化而共同努力奋斗。

  在193586日,卢先生在“渝峡区经济调整委员会”发起函中,向“凡在重庆及峡区,无论已成或未成之经济事业其相互间有经济关系者”发出邀请,希其加入“渝峡区经济调整委员会”。他还在发起函中点明了发起成立该会的目的,一则是因为“查吾川经济各事业同受不景气之袭击及政局不安之影响,年来情形均不甚佳,在我渝峡各新兴事业中尤感发展之困难,维持不易”,希望各事业能够“俾作确切之联络,共同迈进,谅为我渝峡各事业同仁所乐于赞助者也”;二则是希望“乃者川局暂定,政治日趋常轨,经济正待吾人之更大努力”。前者是处于事业本身生存发展的立场,而后者则是着眼于社会整体经济发展,可以说“渝峡区经济调整委员会”是带着社会目标而成立的。

  作为发起人,卢先生将**次会议的地址选在民生实业公司总公司内,随函附“渝峡各事业经济调整委员会办法”一份,并于**次会议上讨论。该办法大小有十四条,以“本办法经委员会讨论后施行”结束。根据后面的会议内容,发现更改的条目并不多。虽然该委员会地址设在民生实业总公司内,但后续数次会议都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召开。该办法将重庆及峡区内的各事业划分为六种,即属于交通事业者、属于工厂事业者、属于金融事业者、属于商贸事业者、属于矿务事业者以及属于筹备事业者。卢先生是设想把这些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事业(多为企业)通过一个纽带串联起来,并以社会目标的宏大价值观影响,力争做到事业可持续地健康发展与实现多种社会目标以及落实社会责任的和谐共生。

  该办法要求,“各委员除交表到本会审核外在会议席上并摘要报告或加以说明”,即要求在会议上进行详细讲解,尽量做到发现问题并解决之。该办法还要求,“各委员除对本身事业外对其他事业必可尽量发表意见以备他项事业采择”,即要求与会者除开找寻自身问题以外还有责任和义务为其他事业发现并思考如何解决问题。这点上又再度点名了该委员会成立的社会目的,设法加强各事业之间的联络以形成互补,做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终的落脚点是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实现普通民众享有现代化生活的社会目标。而且会议还要求“各委员对于各种事业之内容应绝端保守秘密,每月会议完毕,其属于何事业应注意之事项由本会用书面通知”,尽量减小与会成员间的冲突和矛盾,把形成的会议成果用书面通知的形式传达给各会员单位,以消除信任危机,使内部和谐共进,为实现社会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该委员会另定组织大纲一份,其中对各项事务作了细致要求,规定了“每月开会一次,其开会日期由会议决定或临时以书面通知之且须依期到会如有特别事故必须以书面报告本会又每事业之经理或会计主任至少必有一人到会”,充分说明了会议的严谨和郑重。经过一系列筹备工作,该委员会**届**次会议于193589日午后2点在重庆民生实业公司客厅顺利召开。出席当次会议的包括民生实业公司、天府煤矿公司、北川铁路公司、三峡染织工厂、重庆公共汽车公司、合川电水厂、北碚农村银行、民生实业公司消费合作社、民生机器厂、民生实业公司物产部、中国西部科学院等企事业的代表。大会公推卢作孚先生为该委员会主席,并规定“主席缺席时则由主席指定负责人代理主席”。以上企事业均与民生实业公司有紧密的联系,有的是完全的附属企业,有的则是投资企业;除此以外,它们均或多或少地受卢先生“社会企业”思想的影响,而这个影响的平台则是“渝峡区经济调整委员会”了。

  根据**次会议记录所示,这次会议共进行了32项决议,其中除个别事项经讨论后悬而未决,其余大部分都被确定下来,可以看出该次会议效果颇佳。所有决议事项中有几条引起笔者的关注,即第8条“凡与民生有款项往来者须分别与民生会计处接头商洽一借款*高额度,借款不能超过此商决之*高额”;第9条“凡与民生有款项往来者须分别与民生会计处洽定利率”;第10条“各事业以与民生借款逐次减少为原则”;第12条“消费社三峡厂公共汽车公司当赶紧办理账项报交本会”。这几条指向的同一问题——不以追求利益为*大目的,反而为实现社会目的(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和实现职工现代化集团生活)而入不敷出需要借贷。为解决这一根本难题,委员会在以后的多次会议里提出了不少改善措施,解决了不少,滞后拖延的也不少。

三峡染织厂的“社会企业”属性

  就以三峡染织工厂为例,其前身为嘉陵江三峡地区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所设的工务股下辖的庙嘴工场。这个工场还是卢先生在1927年出任峡防局局长后所逐步推动建立起来的。*开始试办织布、缝衣、打草鞋只是出于峡防局下辖负责剿匪的士兵能够提高收入,退役士兵的安置问题,使这些壮劳力不至于落草为寇,卢先生大力提倡兵工政策,鼓励士兵在闲时学习各种手工技艺,以备将来谋生需要。后来随着工场的发展壮大,需要的工人也越来越多,卢先生开始一边镇压不赦的悍匪,一方面又积极“化匪为民”乃至“化匪为工”。峡区内的匪徒减少了,士兵从兵工转为职业工人就越来越多,专业技艺提升就越来越明显,经济效益自然有所提高。这种通过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并不是卢先生首创,但是在结合本地实际并坚持下去,*后还能实现其社会目的的情况在动乱的民国并不多见。

  卢先生在1930年带领民生实业公司、北碚峡防局、北川铁路人员出川考察归来给峡防局的手工工场带来了动力机器和先进的染织技术,并将这些手工工场进行重组合并,于19301010日成立了“三峡染织厂”。本来三峡染织厂是附属于峡防局的企业,但为了支持后来成立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峡防局便把三峡染织厂拨予西部科学院经营,以补充科学院的经费花销。19335月,峡防局正式呈报给防区制下的第二十一军军部,把三峡染织厂的全部资产拨运中国西部科学院,呈报里“该院(中国西部科学院)经费越分支绌,职局本以公济公之,义将该厂(三峡染织厂)全部资产拨运该院经营,期以厂的盈利作为该院经费之补助与我局*初设厂之意义属相合”1,便能充分说明成立三峡染织厂的初心——以实现国家现代化,四川现代化的社会目标。

  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经营三峡染织厂时期,时任厂长伍玉璋又将三峡染织厂的股本作了调整,决定不另招外股,需要扩充资本时得采用吸收储蓄的办法,把三峡染织厂的股本作为纯粹的社会资本。当时三峡染织厂可以称得上是“系公有性质,毫无私人资本可言,利润纯用以发展地方公益,素与其他私人经营牟利者不同”2。可见,当时三峡染织厂已经走上了“社会企业”的道路。奈何中国西部科学院作为一个民营科研机构,确实不善经营,再加上四川时局不稳,销路受阻,西部科学院以三峡染织厂为抵屡向民生实业公司借贷,*后在“渝峡区经济调整委员会”成立没多久便因拖欠甚巨把三峡染织厂完全卖给了民生实业公司。

  后来三峡染织厂在抗战中与内迁入川的常州大成公司和湖北隆昌染厂合并联营成立了大明染织厂,这原本是在战争中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联合,但是却给身处内地的三峡染织厂带来了更为先进的设备和成熟的管理经营制度。虽然大明染织厂又再度以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经营模式出现,从企业属性来看变得不那么“社会”,但它作为抗战大后方*大的染织企业,吸收大量内迁的失业工人,为社会稳定和抗战军需、民需都作出了贡献,这也表现了其勇挑社会责任的态度。

天府煤矿公司的本土社会化发展

  “渝峡区经济调整委员会”的会议也不是每次都在民生实业公司召开的,其中有多次都在天府煤矿公司召开。那时候的天府煤矿公司还不是后来和河南中福煤矿合并后的天府矿业,虽然已经和北川铁路公司以及铁路沿线的麻柳湾公和厂、枧槽沟同兴厂、老龙洞同茂厂、芦梯沟天泰厂、后峰岩合泰厂、石笋沟又新厂等六个煤厂联营正式组建了公司,但是各厂还是在独立经营其矿务工作。

  卷宗里记录了该委员会在天府煤矿公司召开的**届三次会议以及第四次常务会议里天府煤矿公司的重要议题。天府煤矿公司为了开拓煤源,“开凿石笋沟新门洞”;为了完善安全经营,开始“沟通各窑达到排水取炭目的”;想办法改革管理模式——打破沿袭已久的“租客制”,“有利的厂收回自做,无利的厂租与租客,因租客自做较节省故”,当时北碚的各大小煤矿都沿用“租客制”,即将矿洞向外出租,承租人与公司签订合同后,由其自雇工人、自备工具材料采煤,产出按开采难易程度给付租金,事实上这个与航运业内的“买办制”大同小异,看似节省方便,事实上公司对矿务管理完全没办法插手,这对于发展和经营有着严重的制约。原本“租客制”下,矿工主体都是农民,趁农闲时来挣点钱,并且一般是远处的,少部分则为无业游民,本地人并不多。因为按照当时的手工挖掘和木方支撑,一旦被埋就意味着死亡,当矿工说明已经不在乎生死了,所以本地人只愿意当挑夫去挑炭。那些矿工事实上都是临时工,工作效率低,风险大。卢作孚先生在当时提出 “包工制”,即指定工程范围或工作对象,规定质量、数量以及进度,再由此给包工头定价,工人开支由包工头负责,但采煤所需器具工料则由公司供给。卢先生的改革有两层想法,一则是通过改革管理模式提高生产效率,提升经济效益;二则是通过改革,改善矿工的生产环境,保障其生命安全,落实社会责任。

  经过卢先生的多方斡旋,原本想用新制取代旧制,奈何其花费远超“租客制”且因为技术与管理落后导致效率并没有太大改善,故阻力巨大,*后相互妥协下也仅仅在少数两三个厂进行了试行。至于全面改革管理模式,还是在中福煤矿进入改组之后才得以实现。

  但随着当时天府煤矿公司进行的部分改革,而为工人的配套也进行了相应改革,“改良工人生活之建设费借款为之以天府消费合作社每月赢余约二百元提作归还此项借款之基金”,“改良工人衣食住生活决用鼓励工作办法由公司悬出比赛标准使人与人间比赛,厂与厂间比赛,谁个先达到比赛标准则先奖励谁如为甲厂先建筑宿舍,如奖励甲工人一套衣服,对于衣服之奖励虑受奖者有拐逃之虞,并应定一保障办法”,“工人清洁问题,只须给以水与少许煤炭,有一定沐浴地方及沐浴时间须有专人负督饬及检查之责”,“工人医药问题可商地方医院派人帮助送药送医并另雇中医担任诊治以其亦属慈善事业并可募捐办理”等。这些改革目的都是为了提高试行“包工制”下工人的工作积极性,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保障工人的生命安全,虽然需要借款来实现部分改革,但委员会的各会员都在积极支持和帮助它,这点越发体现了浓厚的“社会企业”属性。

  虽然当时无论从资金还是设备以及技术上都不能改善太多,但是在委员会其他会员的支持下,特别是民生实业公司的帮扶下,对其作了部分改善,当然随着抗战内迁,中福煤矿全面改组天府煤矿,不仅从矿务挖掘,也从经营管理,工人安全福利等等着手,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增加了工人数量,既实现了经济效益的持续增长,又逐步完成其社会目标,扩大社会影响,使得天府成为战时大后方*大的能源保障基地,为嘉陵江三峡地区、全川,乃至整个大后方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民生实业公司消费合作社的“社会企业”推广

  民生实业公司消费合作社始办于1934年,因当时四川旱灾严重,米价暴涨,*开始仅为减少职工开支,算作职工福利,后来民生实业公司所投资的企业均试办消费合作社,并将之推广出去,消费合作社存在的意义也不再仅仅是作为职工福利的一种附属品了。

  如委员会的第四次常务会议,对消费合作社就进行了有关要求,“消费社经售各种商品应加上消费社之标记以资宣传”,说明消费合作社在大众百姓里已经具有一定知名度,可以用以广告宣传;“有三峡厂售货处之地方皆宜有民生消费社”,把三峡染织厂的产品放在消费合作社进行售卖,这为以后二者合并经营开了一个头。

  “消费社对外绝对纯粹商店,对民生公司同人则应以社员办法优待,凡为社员代办之物抵宜,以成本加上运费关税出卖以符民生消费合作社之宗旨,由民生公司总务处留意选择一极能服务之青年派到消费社办理此事”,这说明了消费合作社是一个类似会员商店的存在,后来其会员开放给了加入峡区经济调整委员会的相关会员企事业。其实这种消费合作社起源很早,当欧洲经历农业和工业革命之后,大规模集团化经营带来的垄断,而盲目竞争又带来生产的相对过剩,*终遭殃的确是普通消费者。所以,普通消费者通过组织消费合作社的方式,以自助、互助来减少中间环节的消耗,维护所有会员的利益,并不以*大盈利为目的。

  事实上,这种模式极具生命力,越是经济不景气,合作社的发展越是迅猛,因为其带有浓厚的社会属性,坚持着*大加入者的利益。但也是因为这种不以*大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方式,往往导致其不可能发展成为大规模连锁,也无法吸引专业人才,使其经营活力不能持续。所以当民生实业公司和其他委员会的会员企事业发展受阻,无法为消费合作社持续投入的时候,它就会被其他垄断所击溃,逐渐丧失功能,直到*后消亡。

合川电水厂的社会公用属性

  “渝峡区经济调整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里还有两个企业,带有浓厚的社会公用事业属性,它们分别是合川电水厂和重庆公共汽车公司。

  合川电水厂全称为合川电灯自来水厂,它早期为民生实业公司电灯部,自1926年开创以来逐年扩大,发展成为以售灯具并供电灯,售自来水并加装管道,碾米加工为附属的企业。早在1925年,民生实业公司筹备时期,卢作孚先生等发起人在合川募得股本8000余元,这本是订船的资金,但卢先生只从其中拿出2000元支付了造船的订金,余下又拿出5000元订购了柴油机和发电机等电机电料。早期的民生实业公司同电灯部在合川药王庙合署办公,前殿发电,后殿办公。

  后来随着事业的发展,公司从药王庙又搬迁到慧灵宫(总神庙),至1930年,民生实业公司在上海购买了自来水设备运回合川,1931年,民生实业公司总部从合川迁往重庆行街培厚里后,1932年,民生实业公司电灯部正式更名为合川电水厂。由于合川地方不大,居民有限,其他工业增长很小,故用水用电增长不多,合川电水厂的发展实赖民生实业公司长期的帮扶和投入。委员会**届第三次会议记录,“各事业每月需米约共千担,盼皆能托农村银行代买讬电水厂代碾使各事业相互间皆有利益”,委员会的其他会员企事业也对合川水电厂颇有照顾。第四次常务会议记录,“如电量不足则决定廉价出售亚司令(原文如此),如电量有余,则可不必仍由电水厂计算,比较清楚后确定办法”,“原有水表不准确,应函申方调查,另购准确者(西门子洋行水表亦不准确,应并函申注意多方调查)”,水电除了供给企业外,居民用量也不小,些许的误差也会为大众居民带来不小的负担,所以电水厂在这方面很是注意。

  在民生实业公司附属或投资的若干企事业里,除了西部科学院这类民营科研机构,合川电水厂算是盈利*少的企事业之一了。当然,后来也有史学家认为,“合川电水厂因系民生实业公司的发祥地”1,又在卢作孚先生的故乡,故历来以扶助社会为宗旨,并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其实这种说法失之偏颇。整个“渝峡区经济调整委员会”的*高目的即是为了扶助社会,促进产业发展,这绝不仅仅因为卢先生个人的亲疏关系。卢先生为实现国家现代化而做出的种种努力,都在他的事业上得以体现,除了其故乡合川的电水厂,卢先生也参与了其他社会公用事业的创办。

重庆公共汽车公司的“兼顾”之道

  重庆的公共汽车事业发展得较晚,其中有多方面原因,当然重庆的山城地形绝对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927年,重庆商埠督办公署决定修筑重庆城自通远门外拓展开来的新城区的公路。经过两年多的修建,到19298月,通远门外七星岗经观音岩、两路口、上清寺到曾家岩的公路终于完成。该公路全厂3.5公里,路面宽度为25米,并规划有人行道,可以说,这是重庆**条现代意义的城区公路。

  1933年,重庆市政府公布《重庆市公共汽车招商承办条例》,决定采用招标的方式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到公共交通的建设中去,目的是想为公共汽车事业发展募集大量社会资金,用于缓解重庆公共汽车事业创办之初的资金问题。19339月,卢作孚先生同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民生实业公司董事何北衡,四川建设银行董事、第二十一军十八师师长周晓岚,重庆市土地局局长陈怀先等创办了重庆市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个政府和民间商人共同出资筹股的企业,政府占大股,属于社会公用事业。虽然政府占比大,但整个公司*初的股本仅仅只有6万元,被分为1200股,只拥有1辆车。四川军阀混战导致政府财政压力巨大,还是随着民间商人不断追加入股,才能逐渐增添车辆。可以说,这个事业在当时不仅不赚钱,反而长期亏损。有记载,“本市公共汽车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当中一度停运”。19358月,“渝峡区经济调整委员会”创立后,也在积极想办法怎么促进重庆公共汽车事业的健康发展。

  1936年,重庆市政府增股10万元,民间商人也相应增加股本,使得公司能够稳定运营。随着四川乱局结束,政令统一,省政府决定收回公路统一运营,且发布禁止民营公司行驶各路段,重庆市政府不得不通过财政拨款形式清理所有商股,但因为多种原因,此过程拖延日久。直到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入重庆,正式成立公共汽车管理处,才使其完全由政府经营。

  《重庆市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条规定了其属性是商业企业,“本公司依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规定集资组成定名为重庆市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但接着第二条便表述了该企业的社会公用属性,“本公司以提倡公共事业并便利本市公共交通为宗旨”。这在委员会的多次会议里也有记述。如在公共汽车公司召开的委员会第十六次常务会议,公共汽车公司薛静吾主任汇报,“公共汽车公司拟将一二两路联成一线,通车曾家岩至两路口及行营至菜园坝两段马路因乘客极少,拟各以专车一部往来行驶,其余各车则行驶于两路口至行营一段,与其衔接,查以办法既可减除乘客在过街楼换车之麻烦,并可缩短乘客等车之时间,经众建议,即请照原定计划实行,下次会议并请报告其结果”。但是后来在公共汽车公司召开的第十七次常务会议,其中对公共汽车公司的许多问题又作了详细讨论并有所改变。“公共汽车公司一二两路线联成一线之计划,现有困难不能实现”,这又是为什么不能实现呢?原来,公共汽车公司一线路为曾家岩到过街楼,二线路为过街楼到菜园坝,为了节约成本,公共汽车公司原计划将两路线合并为一线,当拿出来讨论的时候,却因为其他原因取消原计划,又是什么让公司宁可多付成本也要维持旧状的呢?会议记录里只简单记录了三条原因,其一“因有南纪门至菜园坝之空车损失”,二“越站搭车之乘客恐将增多”,三“售票查票均有困难”,这三条原因里仅*后一条是出于公司自身考虑,其余两条均是为了民众的便利考虑。

两次会议之间仅间隔了月余,想必这段时间里,公共汽车公司和委员会的其他企事业已经做过充分的市场调查,结合公共利益,才能完善计划。在本卷宗记录的*后一次会议即委员会第十九次常务会议里,薛静吾主任继续汇报了公共汽车公司的相关情况。为了更好地服务民众,解决上一次两条线路合并的后续问题,公司决定“拟再增车五部使乘客候车时间缩短,并将票价减低,又重庆各营业小汽车亦正派代表要请公司接收中”。综合这些史料来看,虽然早期的重庆公共汽车公司是官商合股并按照一般商业企业经营的,但是其社会公用事业的属性很重,并不是纯粹为了追求经济利润而运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改善重庆落后的交通状况和方便市民出行。

结语

  “渝峡区经济调整委员会”后来的情况,在卷宗里并没有相关记录,其他资料来源也不多见。结合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迁渝后的复杂情况,或许这个委员会早早就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委员会里的会员企事业还有很多,就不一一赘述了,但不得不说,卢作孚先生同委员会里诸多会员企业代表们为了当时四川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了诸多谋划,他们都怀揣希望努力使四川能够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在这条通往现代化的大道上,他们一方面要极力推动产业建设,发展经济,在物质文明建设上推动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得不思考社会福祉和公众利益,尽量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公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顾及公众的福祉,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从精神文明建设上推动现代化进程。他们采取多种合作形式,不拘于合作社或其他什么联合体,做到企业同本地乡土社会相结合,立足民众,并回馈民众;这种回馈不仅体现在日益增长的物质上,也体现在思想上的现代化。

  这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重庆本地企业的社会化联合发展给现代企业也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他们的创新经验、社会胸怀以及探索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在研究企业与社会如何实现和谐发展上也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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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书说北碚:天府煤矿公司是如何诞生并壮大的[OL].微信公众号:北碚乡建旧事,202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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