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新旧交替的重庆城市与《新世界》的诞生

    １９２５年，卢作孚于四川合川创办民生公司，这是一家以经营长江中上游航运为主的企业，后来跻身民国时期*大的资本集团行列。

　　民生公司诞生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民国历史的重要阶段。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逐步入侵打开了内陆城市走向现代化之门，在带来巨大工商业发展、社会变迁的同时也引入了西学思想。对于处于西部中国的城市重庆而言，是该城市社会变迁的关键时期。这十年，重庆经历了一个不充分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作为近代长江上游封闭内陆的开埠口岸，重庆的现代化进程异常缓慢、艰辛，反映出近代中国内陆城市现代化的必然轨迹。

　　张瑾教授认为，战前十年，重庆并非人们想象中的封闭，在这个时期，重庆经济飞速发展，完成了从一个地区性的商业贸易港口向长江上游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的转变。正是由于川江航运，使得这个城市从未断绝和外界的联系，川江航运的繁荣带给重庆有限吸纳和接受外来新鲜事物的优势1。

　　因此，卢作孚以民生公司为纽带，用川江航运的商业语言表述了一个探索国家出路的地方精英的思考与抗争。民生公司作为封闭的内陆，在军阀统治下一个真正的现代企业，从一个弱小的民族资本，率先突破防区体制的束缚，发展壮大为一个国内著名的民族大资本，其意义是深刻的。民生公司不仅是解剖重庆城市对外开放的关键，也是解读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发展轨迹的钥匙。作为伴随着民生公司的发展而创立的《新世界》，更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

　　《新世界》月刊创刊于１９３２年，结束办刊于１９４７年，共出版191期。１９３２年７月１２日创刊，３２开本，铅印，半月刊，每期５００份，第５期后增为１０００份。2在《新世界》发行的１５年中，共出版191期。曾因大轰炸印刷困难中途停刊五年，因此从时间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分别是**阶段：１９３２－１９３９年和第二阶段：１９４４－１９４７年。两个阶段的《新世界》在编辑思路上有着明显的区别。

　　前一阶段的《新世界》由张从吾任主编，这一时期的《新世界》主要作为企业内刊，旨在报道公司动态，联络职业感情。取材于公司内部员工供稿，读者也为全体员工。“部分同仁颇有写的兴趣，全体同仁都有读的兴趣”。1

　　后一阶段（１９４４－１９４７年）：复刊后由杨开道任主编，这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在《新世界》的内容取材和编辑思路上做了相当大的革新，面向社会征稿和发行，学术性增强，大量刊载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的文章以及记者外出采访的稿件。“凡有新世界需要的材料，无论来自何处，一律欢迎……凡有愿意订阅新世界者一律欢迎”。2

　　为什么民生公司在１９３２年要创办和发行这样一本刊物？并且取名为“新世界”？在《新世界》的发刊词中，卢作孚回答了这个问题。

　　首先，卢作孚希望读者也就是大后方的民众，能“认清楚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不是向来的世界，是变化得非常之利害的世界”3。这样一种认识，在卢作孚青年时期便已经深入内心，“须知这新的世界是一个趋势，正向着整个的社会乃至整个的地球推进。它不能停顿，你也不能抵御，你可以打倒帝国主义，但是你不能抵御这新的世界”。4而到了３０年代，中国社会更加处于动荡和变革的时期，新事物层出不穷。而民生公司所在的重庆，位于长江上游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对于正处于新旧变革，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时期的重庆民众，外部世界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是茫然和迟钝的。《新世界》就像一个窗口，把一切“新的发现和发明”“新的建设和改革”“新的社会运动”展现给读者。

　　其次，既然新的世界已经来临，那么中国社会将何去何从？如何解决社会变革发展问题？卢作孚看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是积极的，他认为“群的生活的世界”是可行的，相信行动可以对结构产生影响，互相依赖和信任的社会关系可以人为地创造出来。因此，他创办《新世界》是想要创造一个“新世界”，“创造出一种社会的关系，创造出一种有组织的社会的关系，创造出一种互相信赖的社会的关系”。5卢作孚所设想的新的社会关系，是将传统中国社会对家庭、亲戚、邻里、朋友，也就是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依赖，转换成对社会的依赖，建立一种“集团生活”。在新的依赖关系中，人们的职业、养老、教育、就医都依赖社会，而社会也依赖着人们的忠实和努力。6

　　通过对《新世界》创办背景和命名缘起的思考，我们可以看出，卢作孚创办《新世界》就是想服务于他的社会改革理想的，这本刊物既是他对新的世界的理解，同时也是一种行动。

２ 自上而下：《新世界》与职业共同体观念普及

　　如果检索20世纪20年代到４０年代期间的重庆社会媒体，重庆版《大公报》《新华日报》等对民生公司的报道则会发现，除去卢作孚发表的演讲之外，*常见诸报端的记录往往是民生公司轮船失事的新闻。如果单看社会媒体，民生公司似乎是失败的企业，危险之地。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区别，其中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大公报》《新华日报》作为“大报”对新闻的强调和《新世界》作为“小刊”对企业的宣传。社会媒体独立于民生公司之外，而《新世界》在民生公司之内。

　　社会媒体按其新闻选择与报道框架“再现”了民生公司，而《新世界》也有其自身建构职业共同体的逻辑，这里或许并不存在哪一种建构更真实，但其中的差异提醒我们，去关注不同的媒介与实体空间的关系。企业刊物与企业的关系看似简单，即“宣传”二字而已，实质却更加复杂。

　　本章节探讨的问题是民生公司如何通过自上而下方式完成职业共同体观念的普及，《新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２．１  开展职业教育完成人的社会化

　　职业共同体不仅需要内在的精神内核支撑，也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职工承载。根据民生公司人事部１９３４年所开展的“各轮船员受各级教育及不识字人数统计”，船员９７５人中，完全不识字者占比２３％。1虽然这一数据相较同期的西南地区民众平均识字率已经十分不错，但这一教育程度远远不能达到民生公司的目标。正如民生公司一位教师所言：“每一个人要经营集团生活，所以每一个人总该受相当教育，因为教育是帮助人们经营集团生活的一种手段。”2

　　因此，民生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关注和筹措以船员教育为核心的职工教育，它不仅是一种员工福利，也是重要的共同体建设的路径。“船员教育，在刚开始的时候，就确定了两个目标：**是铲除公司的文盲和提高职工的智识程度；第二是利用船员教育的时间，使职工与公司多有接近的机会。”3由此，船员教育不只是为了提升职业技能，促进工作，更重要的是培养人才，把学校教育转换成为社会教育，提供一种社会教育的机会。正如周森所说，卢作孚于20世纪30年代在民生公司开展的现代集团生活训练是*早的社会现代化转型实验。4这种船员教育的开展，不只是“提升适应能力”“磨炼青年人心智意志”，更重要的是“提升了集体意识”，5改变了中国人原有的依赖关系和旧有的乡土道德基础，从而推动社会结构的现代化。

　　这个过程何以实现？在卢作孚看来，“训练人是一切问题的中心问题，而且是建设秩序的前提”。6开展职工教育也是打造秩序性的企业组织的重要基础。船员是员工的代表，因此也叫“船员教育”。而这场持续一年半时间，动员二百多位教师分布于六十多只船上，自上而下覆盖公司所有层级的职工教育运动，是如何开展的？《新世界》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民生公司职工教育*早可追溯到１９３３年，几位高级员工在《新世界》上对读书会问题的讨论。“打算组织一个读书会，宗旨是研究学问，是将书中精粹的地方阅完后，报告大众。”1由此可见，当时公司员工中已经出现读书提高学识的需求，但那时候的读书会涉及范围小，更多的是一种学术性的探讨，未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普及教育。

　　到１９３４年，读书会顺利开展，参与人员、读书方法以及讨论内容方面都有所丰富。参与人员从总公司高级职工逐渐扩展到船务处职员、各轮船员，以及*下层的茶房，读书方法新增了分组报告环节，船务处的读书内容主要包括燃料问题、机械问题、电气造船问题、航行问题等等，2船员也按照不同的程度分组读书，3不识字的茶房主要学习平民千字课，以识字为主要目的。4

　　就这样，读书会活动在一年之内在公司上下蔚然成风，但此过程依旧未能形成系统性的职工教育体系，更多的是一种职工教育的雏形和前期准备。而《新世界》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主要为记录，看不出明显的助推意识。但从１９３５年卢作孚考察了民约轮职工教育工作并发表讲话之后，《新世界》开始具有了更强的宣传意识。

　　１９３５年，卢作孚在民约轮考察了职工教育工作之后，对公司职工教育问题提出了四点要求，其中一条就是：在《新世界》上开辟职工教育运动专栏，专载各部分职工教育运动的消息，所提出的问题及方案，会员都有通讯的义务。随时可以从其间看出学校的增加，会员的增加，学生的成绩和各种超越以前的记录，并搜载学生特优的作品。5《新世界》也就是从报道运动动态和登载问题及方案两个方面展开宣传活动的。

　　从《新世界》上的通讯可以看出，船员教育在开展过程中存在这些问题。其一，船员工作过多，船教没有对象，推行收效不大；其二，大水枯水对船教的影响很大，导致船教中途停顿；其三，下江学员因方言不通，很难找到教师，参加船教较少。

　　通过一次次的深入阐释和反复探讨，教育组成员和教师们，甚至一些优秀的学员，一起探讨实际问题，交流读书方法，不断根据轮船工作实际来调整职工教育方案，不断解决出现的各种新问题。

　　另一方面，《新世界》在“海事新闻”栏目，以短讯的形式，不断更新各囤船船教开展的动态，及时公布成绩。“凡学员读书用功成绩优良者，得将成绩等第刊登《简讯》及《新世界》。”从１９３７年之后，连续刊登职工教育成果，即船员的作文和读书报告等等。

　　通过为期一年半紧锣密鼓的船员教育活动，船员间的情感更为紧密，对公司也了有更坚定的信心。

２．２  推广统一服饰完成外在一体化

　　从１９３３年３月２１日开始，民生公司规定所有职工需穿着公司统一制服——一种芝麻色粗布或蓝色平纹布制成的短装，款式类似于“海军服”，样式简约朴素，人称“民生服”。这种统一制服是由北碚三峡染织厂生产的，因此也叫“三峡服”。制服分为春秋两季，由公司拨款补贴，员工上下统一购买。1

　　这样的一种规定和做法在长江上游的民营企业中绝无仅有，制服的款式也与当时社会上所盛行的长衫和洋服迥然不同，大有广开社会风气之感。１９３５年，卢作孚撰文说明了为什么要穿这样的公司制服：一是要造成节约的风气，抵抗社会的萎靡奢侈风气；二是表现事业的精神。2这与卢作孚一贯的“事业影响社会”观念是一致的。

　　这样的一种着装规定在*初贯彻实施的两年过程中并不顺利，直到１９３５年上半年，统一制服才仅在总公司职员中落实。“总公司职工于本月二十一日起，在办公室及团体行动时，规定一律须穿制服。盼各部亦照此实行。”3但在１９３６年时，“公司各部职员制服已趋一律”。4这样一种新的穿着方式在一个人数多达六千五百的大企业中，是如何进行推广的，让员工自上而下都能欣然接受和执行，甚至影响到公司外的社会大众，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１９３４年到１９３８年，《新世界》“海事新闻”栏目，针对统一制服问题进行过持续报道。在１９３６年之前，主要采用命令式的口吻，反复进行强调和宣导，目的在于引发各部门的重视和关注。从１９３７年开始，话语策略有所转变，开始用表扬赞许的话语来树立典型。“大领江英益才，现已改穿制服，精神矍铄，行动敏捷，望之绝不似七十二岁之老人。据其告人云，自己改穿制服以后，行路极为方便，如释重负。”“贵轮莫船长等已着公司制服。民贵船长黄加玉及高大副锡臣，蒋三副本立均已穿着公司制服，此种精神，极堪嘉佩。”通过对领江和船长这些高级职员，进行嘉奖和赞扬的方式，在公司员工内部树立典型，并且将这种行为和职业精神相联系，“此种遵守公司规定，服从团体精神，实勘钦佩”。

２．３  营造集团中心观念完成内在一体化

　　当具备了相应的人才基础和外在一体化之后，需要打造内在一体化，完成观念的转变，建设新的精神内核。而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卢氏独特的个人论述和个人魅力，打破旧有的观念，打破常识，转变观念。

　　在《新世界》上发表的多篇演讲中，卢作孚提出了集团生活中包括工作、学问、娱乐三个要素。5在这个集团当中应该抛弃个人的理想，造成集团的理想，应该抛弃个人的希望，集中希望于集团。“不但我们的工作是集团的，天天进我们的办公室或工场去；我们的学问亦是集团的，天天进我们的图书室或讲演会场去；我们的游戏亦是集团的，加入我们的音乐会和球队去。不但是我们的生产是集团的有事务所、有工厂、有轮船；我们的消费亦是集团的。*短期间将要有我们的住宅、我们的医院、我们子女的学校，我们乃至于家属的娱乐场或运动场。”1

　　与此同时集团中心的观念是贯穿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乃至于私人生活也变得集团化了。单身职工住公司集体宿舍，发给统一的床单，上面印着“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毋忘国家大难”的醒目标语。2为了做好“布置花园”的工作，在个人游玩中都不能忘记工作的目标。“要从我们游各处的公私花园，游自然的野景，看图画、看照片、看电影，乃至于朝夕看我们自己的公园，去作风景调和的活动……”3

　　除了住宿和游玩，集团中心的理念在婚姻上同样有所体现，民生公司倡导“集团结婚”：集合许多对新人同时在一地举行婚礼，一切都由集团办理。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倡导经济简单节约的新生活，同时这种新式婚礼是把为社会服务的职业放在**位的，个人的享受并不重要。“他们与她们在尽力为社会服务，为国家解决问题，社会便也就为他们与她们服务，解决问题，意义是这样的重大深远。”4这样一种工作至上，集团**的理念，甚至发展出来在工作途中结婚，１９３７年一对职工便是在从重庆到万州的民熙轮上，举办的结婚仪式。5

　　通过系列演讲文章的阐释，卢作孚形成了一套“集团中心主义”的内在价值体系，通过不断在员工中强化对这一价值的认同，把职工对家庭的依赖转化为对集团和职业的依赖，从而打造了共同体的精神内核。

２．４  扩展职业共同体为社会共同体

　　当从内到外形成了职业共同体之后，民生公司并不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把事业和社会相联系，把职业共同体扩展成为社会共同体。

　　民生公司作事有两重目的：**是自己尽量的帮助事业，第二是要求事业尽量帮助社会……做生产事业的目的，不是纯为赚钱，更不是分赃式的把赚的钱完全分掉，乃是要将它运用到社会上去，扩大帮助社会的范围。6民生公司的信条是“个人帮助事业，事业帮助社会”，而欲完成此目的，则需要各个员工在事业上获得信赖与同情，还要获得社会对事业的信赖与同情，这两者是彼此相倚的相成的相互为用的事。7

　　民生公司一位高级职员在《新世界》上谈过对公司中心思想的理解，“因民生公司的中心思想是‘为社会’，并不是为张三李四的私人，所以民生公司自成立以来，年年赚钱，是为社会赚钱，并不是为私人赚钱。这样，取得社会的利益，仍用之于社会，即：为社会再加增，充实，扩大利益。这，真可叫做：‘楚弓楚得’的社会事业。因而只有这个新解释，才能代表民生公司的真精神。在目前中国，亦只有民生公司在实际上才配用这个新名词。”1

　　卢作孚在《新世界》上对青年员工多次论述这个问题：“人的成功不是要当经理、总经理，或变成拥有百万千万的富翁，成功自己；而是盼望每一个人都有工作能力，都能成功所做的事业，使事业能切实帮助社会。许多人都把这个意义弄不清楚，往往败坏事业，成功自己；自己虽说是成功，社会却失败了。因为自己这种成功，是从剥削社会得来。”2“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青年，忙得不得了的是个人出路。为了个人生活和个人地位找出路，不惜用尽个人的能力找亲戚，找朋友，找地方，找……一切帮助。事实上应该认清楚，个人绝对莫有出路。今天每一个青年忙着的出路，是将来在社会上的地位……在政治上，在经济事业上，以及其他，总是想占着优越的地位，即以为是个人的出路。实在此种要求，完全是错误。我们只看见许多取地位的，少有看见取得地位以后为社会找出路的。向政治上，教育上，经济事业上找出路的，大多数只是为自己，莫有为社会，因此把中国弄到不得了。”3

　　卢作孚在民生公司所提倡的这种无我利他的精神，把员工的小我升华成大我，为无意义的生命和枯燥无味的工作赋予了极其的价值感，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员工生命安顿的问题，也促使员工自动自发地为职业事业努力。

　　此外，历经大轰炸之后的《新世界》，更加关注民族、国家层面的共同体问题。１９４５年复刊之后，《新世界》大幅度削减了有关公司内部事务的报道，增加了对外部世界新变动、新格局的刊载。每一期具有明确的主题，包括战时生产、世界航业、化学工业、钢铁工业、国际贸易、食品工业、实业心理、现代企业管理、战时运输、世界能源、战后重建、城市设计等等。

　　正如《复刊词》中所说，“然则新的世界应该有些什么呢？**是新的发现和发明。发现了油、煤、金属及其他矿藏，优良的农业品种，有效的药物……第二是新的建设和改革。尤其是经济方面的，例如筑成了铁路或港口，创立了工厂或农场……第三是新的社会运动……例如农业改良运动，合作运动，公共卫生运动……”4《新世界》通过对“三新”的报道，形成了一种宏大的全球图景。这种图景一方面是驳杂、新奇、变形的，从而塑造与日常生活拉开距离的“世界感”。另一方面，民生公司作为深深嵌入到现世世界秩序中、嵌入到政治经济结构当中的民族工商业，《新世界》在文本上强调民族国家与民族工商业的利益，认为它们都面临着来自世界的威胁。这两种对全球图景的想象，折射出重庆迅速崛起为西部经济中心，以及混杂性的国际大都市的现实，还有中西相遇所带来的文化焦虑心态。同时也反映了民生公司想要融入和适应战后新格局的迫切心理。

　　尽管这一时期的《新世界》已经超越了企业内部建构共同体的讨论范畴，但这种在更广大层面上与时代相回应，积极主动拥抱新世界的共同体意识，更能显示出民生公司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３   自下而上：职工随笔与职业共同体话语建构

媒介文本不仅是共同体忠实的记录者和见证者，同时更是形塑共同体观念，建构职业共同体的想象不可缺失的重要环节。作为职业共同体具体体现的职业观念、职业精神、伦理规范等需要借由话语凝固下来。一个公司的企业刊物往往是公司职员言说和话语的聚集地，借由这个平台，对日常职业生活进行意义重塑、价值重构和理念阐述，进而形成和巩固职业认同，明确职业定位和边界，稳固职业伦理和规范，形成较为牢固的职业共同体。

　　《新世界》月刊中大量刊载的员工随笔，反映着不同岗位和不同级别员工对自身工作和企业的感受、理解和认知。作为阐释共同体的民生公司职工群体自身如何借助《新世界》月刊，通过话语去建构共同体？如何书写、理解和看待自己的职业？如何给自己的工作赋意，建立职业边界的？

３．１  在危机话语框架下凸显职业价值

　　民生公司创立于时局震荡、战火纷飞的年代，诞生于实业不易发展之四川，长养于行业极不安定之社会，与无穷艰苦相持逾十载。1这个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民族企业，先后经历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内河航运权的争夺，以及八年战火的摧残。在民族危机和国家危难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民生公司，十分注重社会责任，是坚持以国家和社会为己任的企业，其经营投资都同时考虑了产业开发与社会服务的双重目的。2公司的宗旨体现的是社会企业的性质，从来不是投资人追求利益*大化，而更主要的是社会建设。

　　在《新世界》月刊的话语叙述中，通过对国家危机的再现和强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功能的解读，将个人和国家通过公司集团这个纽带连接起来，由此来凸显职业的价值所在。

　　“现代需要的事业，是成功于计划，是应着整个国家的需要和看清世界未来的趋势而产生出来的计划，它的中心意义：是想要办到集体安全；是想要作一种新的集团生活的试验；是想要为整个的社会试验出一条新的出路来。”3（1936年第１０１期《人心与事业》）

　　“我以为，在现阶段，要挽救千钧一发的国难，只有从发展民族企业和努力生产建设这一路线上，方走得通。所以，离开五年来从事的艺术圈，加入了民生，希望在这个现代化的集团生活中，锻炼成一个时代底战士，负起历史给予我们的使命。”4（1936年第９８期《工作前后》）

　　民生公司是卢作孚“实业救国”的具体代表，通过话语形塑要求员工时刻想着帮助国家和社会，正确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处理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关系。“国难”“历史使命”“国家需要”“为社会探索出路”这一系列核心词汇将个人能力的局限打破，对平凡简单甚至低下的日常工作生活进行超越，使其直接与整个国家民族的整体命运相联系。通过大量的话语的浸染，将职业的意义和价值无限扩大。个人生命的无意义和连绵不绝的痛苦，在紧要特殊的历史节点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３．２  在理想的“民生人”再现中表现职业精神

　　民生公司强调的职业精神是“敬业、奉献、忍耐、奋斗”，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创业、拼搏献身”。1 这样的民生精神中蕴含着浓厚的儒家思想。作为一个追求现代化发展的企业，民生公司虽然实行的是西方科层式管理模式，但在西方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底下，仍然保持着儒家文化的底色。2 在《一个茶房》中，有一句这样的话，“他可爱，他勇敢，他能忠实地服务，他能努力一般人认为卑贱的工作，毫不灰心；又能善良地敬养他的双亲，毫不自私。他不是旧生活中典型的孝子么？他不是新时代内神圣的劳工么？”3既体现了儒家“贫贱不能移”的精神，又有忠实尽责的现代职业精神，正是两种新旧思想观念结合的体现。

　　《新世界》通过对民生人形象的塑造来表现这一民生精神。在一篇题为《殉职》的文艺作品中，作者虚构了一个“茶房金”的形象，通过对他的言行举止，来表现民生人的职业精神。文中有一段茶房金和乘客的对话。

　　“哦！我问你，你到船上多久了？”

　　“两年光景。”

　　“过得惯吗？”

　　“什么？船上的生活吗？”他怔了一下，“没有过不惯的。先生！像我这样年青的人，正好藉着船上困苦的生活来训练自己的身心。而且东西飘荡，以四海为家的体验，更觉得是人生*大的乐事。”

　　“你不怕大江中的险滩吗？”

　　“险滩，固然是阻碍，有时能使我非常的心悸。但我常作如是想：青年人应当勇敢，应以*大的毅力去打破一切苦难，所以我毫不畏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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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波涛澎湃汹涌的洪流当中，一个坚决的意志猛烈的冲入他的理想，那就是：“要帮助所有的人，来完成一个航行的船员的伟大责任。”（１９３７年第１期《殉职》）

　　儒家思想对“义”十分看重，讲究“先义后利”，甚至不惜舍生取义。这段话中体现出胸怀天下的儒家入世精神，同时更是极致尽责、积极进取、勇于拼搏的民生职业精神的完美诠释。通过对一个个优秀的民生人的再现，记住儒家思想传统和现代化的职业观念，将职业精神成功地提炼出来。

３．３  在职业情境重构中打造职业观念

　　《新世界》对职业观念的打造，并不是简单地说教，而是通过生动形象地再现和重构职业情境来对职业伦理规范以及职业要求态度进行深入地阐释，深入浅出地将职业观念落实下来，极具操作性。

　　茶房是轮船上的私人服务员，也是和乘客接触*为密切的群体，多次出现的茶房服务信条中有这样的表述：“不向客人索取小费，向乘客说话要面带笑容，做事要勤快敏捷，要品行良好”。1短短四句话，将职业伦理、服务意识、做事态度和职业道德凝练了出来。围绕着茶房服务信条，每个员工进一步进行了自我的阐释，表达了他们对职业观念的理解与认同。

　　职工刘斗衡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廿六年起他要怎样做一个健全的茶房？要品行端正，要有责任心，要熟悉茶房须知，还要有超职业的精神。2另一位员工李斌的文章写到了“我对于工作的认识”：工作努力，不畏艰险，不分大小；工作要忠实，力求彻底；工作时探讨自身的缺点。3除了茶房之外，《新世界》主张的民生公司青年是这样的：新的青年是勇敢的，前进的，诚挚的，有高尚的道德，有集团的兴趣，有强健的身体，不畏艰苦，勇于工作，乐于帮助人群，尽力社会。

　　这些不收小费的职业伦理观念，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规范，以及上进负责的职业心态，共同塑造其一整套现代化的职业价值观，而这部分观念与集团“现代化”思想一脉相承，主要来自于公司的高级职员。《新世界》月刊面向全体职工开放，积极鼓励职工投稿，但杂志的编辑工作和编辑思路是由高级职员主持和确定下来的。除卢作孚本人之外，郑璧成、甘南引、童少生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结合自身留洋、工作的经历，以不同的角度切入，坚持在《新世界》上刊载文章，对塑造现代的职业价值观，打造职业共同体，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３．４  在“现代集团生活”的逻辑中形塑职业认同

　　西方学者在新世纪才提出企业组织对公共事务的作用，而早在７０年前的中国，卢作孚就已经提出通过公司的组织形式来营造新的社会组织关系之理念。卢作孚将“社会组织”放在社会建设的重要位置，特别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更是对社会关系进行革新的重要环节，认为“社会生活的核心是集团生活”。4这些理念都并非空谈，始终贯彻在民生公司的企业管理当中。在《新世界》月刊中，通过对“个人对集团的重要性”以及“集团对个人的保障提升”两个方面来对这一观念进行阐释和推广，进而在现代集团生活的逻辑中形塑员工的职业认同。

　　首先，职业认同来自于对集团理念的认同，来自于个人在工作中得到的满足感、荣誉感和归属感。“一群事业的推动，完全建筑在一群人的行动上；一群人的行动，又往往是建筑在每一个人的心上。”5简而言之，每个人都清楚自己在企业中的位置，知道自己的努力工作对集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如何去阐释这种个人与集体休戚与共的关系？在一位茶房也就是“侍应生”所写的简单朴素的文字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作为一个*下层的员工，对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的理解。

　　“我既是民生公司的茶房，我当然希望公司营业发达，使公司永远存在。公司能够这样，我自己也就存在和发展起来了。‘乘客’，是公司的‘雇主’。公司要得到乘客的照顾，营业才能够发展。我们的职务，就是要怎样的使‘雇主’便利、满意，我们的薪工、红酬等等，就是从这里来的。”1（1936年第１０５期《我是一个茶房》）

　　其次，职业认同来自于公司对职工个人的福利保障，不仅包括对物质生活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对员工职业教育以及成长提升的保障，也就是“对人的训练”。民生公司不仅是现代集团生活的试验之地，也是一所培养和训练人的大学校。作为一名成功的社会企业家，卢作孚的眼光非常长远。在他看来，创办公司也好，建设实验区也好，其根本目标在于训练能够适应于理想新社会的人。这种人的训练，不仅包括技术层面的训导培训，也包括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方面的教育和熏陶。《新世界》月刊中多次出现对船员教育的阐释性话语。

　　我们创办船员教育的意义是提倡船员工余的正当娱乐，与提高船员的智识及技能。2（1936年第９８期《船员教育是这样办起来的》）

　　“由集团的读书，发扬中华民族的精神；由工余的读书，获得工作上有帮助的智识。”3（1936年第９９期《本公司船员教育**期修业典礼记录》）

　　“民生公司为劳工提高地位，想出了很多提高的办法，例如读书运动，就简直是为职工开出一条光明的大道。”4（1936年第１０６期《劳工神圣》）

　　同时，“茶房，谁也知道是做下层工作者的专名词。至于工作呢，通常只要用得来开水壶，打得来被盖卷，大概就行了，谁还注意到人格上去了呢？在过去的话。因着社会的进展，顺应时代而生的民生公司，一起来就把改良茶房生活这件事情看得重重的。”５即便是*底层的员工，也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

　　*后，把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上升到社会层面。“我们创造公司，也正是要扩大我们的生活倚赖关系。每一个人都倚赖着这一个事业，凡所需要的生活费用，住宅、医药、娱乐、教育，都由事业供给，一直到老，而每一个人的努力，亦一直到老为着这桩事业。这个倚赖的局面必须造成。这个目的，纯在造成一个社会，而非为着个人。”6借由此，公司上下，集团内外，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珍贵性都产生了深刻的认知，在艰难困苦的年代，仍愿意坚守在民生企业中。

　　以上分析细致揭示了民国时期内忧外患的历史情境中，企业刊物通过话语建构职业共同体的方式、策略以及具体的实施过程。在丰富巧妙的话语策略之下，《新世界》沿袭卢作孚以及公司高级职员的现代化思想，同时不舍弃儒家的传统，结合国族危机的需要，引导职工对职业价值、观念的认同和支持，增进对职业精神的理解，从而形成牢固的职业共同体。与此同时，这种话语建构不是自上而下的宣传劝导，而是职工自下而上的主动性投稿。尽管由于编辑审核筛选的存在，《新世界》并不是一个绝对的言论自由平台，但这些员工自写自投的文章，还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阶层职工对职业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民生公司的职业共同体并不是别人强加给他们的，而是他们自己一手打造的。

４    超越文本：嵌入职业空间的媒介实体

　　作为一份企业内刊，《新世界》*主要的使用者是企业内部员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民生公司里的情景。在一艘从重庆到合川的“民用”轮船上，午后三四点钟，船合拢靠岸了，茶房某某结束了自己的工作，就在甲板上，与学习小组的老师同学们一起学习，一起阅读《新世界》。“空气新鲜，光线充足的船头，是我们的教室。平滑整洁的船板，是我们的桌凳。手捧着书本儿，坐着读，立着读，我们的兴趣是十分浓厚的”。1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培训之后，他由原来的不识字转为可以阅读，甚至可以自己写文章了。看到《新世界》上的投稿公告之后，他在深夜自己写作，投稿，领取稿酬。

　　通过这样一个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短小的生活想象片段，我们可以发现，《新世界》实实在在嵌入在职业空间之中，组织起一种新的职业生活方式。

　　在民生职员的日常生活中，读书和写作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为提高员工素养，更为了培养社会人才，民生公司鼓励和组织职工读书和写文章，从这个角度来说，创办《新世界》的目的和实际功能恰恰就在于方便职工的投稿和阅读，提高文化素质，抒发心得。而这正是民生公司“普及教育运动”的具体体现。“普及教育运动，不仅止于民生公司，现在不过先就本公司自身做起而已。我们*后目的，是要全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研究各种学术，增加工作效率，提高生产力量。这种教育运动，要普及全社会，因为民生公司*后的意义，绝不是只顾本身，而是帮助社会。”2

　　民生公司设立了图书馆、阅读室、游艺园等机构，为职员提供文化知识学习资料。在分公司和轮船上还设置了固定文库或巡回文库，图书馆用特制大木箱将１０００册图书送到巡回文库，每两个月调换一次图书。《新世界》因通俗易懂，贴近员工生活，便成了集体阅读的重要材料。各轮船不定期举办职工读书报告会，“目的在于推动和鼓励员工增长知识，方法是组织职工轮流做读书心得的发言。”3公司船务处曾调查过“各轮能读《新世界》刊之人数”4，并分甲乙丙三等，列表报到公司。公司要求各轮配发《新世界》册数至少三本，各船阅读《新世界》之后，须开会一次。各职工报告读《新世界》的感想及消息等，经理副经理账房等报告言论、新闻及人事。

　　集体阅读之外，写作和投稿也是重要的职工生活。根据《新世界》在１９３６年的统计，员工们投稿非常积极。“第四岁的一年……在这二十四期里投稿的有一百六十四人”。1为了推动员工投稿，《新世界》采用了稿酬的方式，通过一则征稿启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本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内容限于描写个人志趣，团体生活，工作状况等……奖金，特等三十元至五十元，甲等二十元，乙等一十元，丙等五元。”2而与同时期民生厂工人薪资进行对比，“一等甲种工人日薪三元五角，七等丁种工人日薪七角”。3可以看出这笔稿酬十分诱人。为什么公司要推动员工写稿？茶房、水手以及练习同事们都有了写作的能力和兴趣，事业的力量才大，也容易推展进行……要勤于投稿，才能提高能力，大众的能力都提高了，自然，新的世界，也就从大众的手中创造出来了。4

　　不只是为了丰富稿源，更为重要的是，自上而下传递的企业精神需要每一位员工通过写作的形式内化，在写作的过程中不但能加深对民生精神的理解，促进职业技能的提高，增加职业认同感、自豪感，增加奋发进取、奉献民生。服务社会的精神5，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同时，在稿件中员工结合自身体验，分享对企业制度和文化的理解，通过员工的重新叙事，会非常具有感染力，达到二次传播的效果。

　　民生公司在职工中所推行的这样一种基于企业刊物的文化教育活动不但影响了职工的日常生活，同时在实践中引发了社会大众的关注，冲击了社会大众对船员职业的固有认知，逐渐与民生公司的企业形象产生了关联。民生公司船员良好的文化素养与社会大众对船员职业的认知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航行中举行两轮期终考试的时候，许多客人围观着，见各船员那种粗糙的身手，很高的年纪，又做那么苦闷的工作，居然能提笔为文，不觉非常惊诧。”6同时对塑造良好企业形象起到了正向的作用。“社会对公司船教的观感良好。一般社会人士，凡搭过本公司的船，看到船上教书读书的情况，无不赞许，觉得民生公司，不仅在事业上求进展，并且还顾到职工的教育训练，都说这活动，直接自然是为了事业，间接确实是帮助社会。例如，我们去年船教**学期举行修业典礼的时候，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姚惠泉先生参加了我们的仪式后，回到上海在《国讯》刊一百三十九期上，将我们公司的船教原原本本介绍出来”。7

　　因此，在民生公司所设计的职业社会教育体系中，《新世界》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围绕着读书会、写作、投稿展开的职工生活是基于《新世界》这个媒体平台展开式的，这样的一套生活逻辑是民生公司打造职业共同体的重要环节，对内在不断塑造着职工对职业的认知和理解，对外则成为企业形象建构的独特方式。

５    媒介、历史与职业共同体

　　当我们把《新世界》看做承载信息的媒介文本时，它通过自上而下的观念宣传和自下而上的话语建构，完成了职业共同体的形塑。当我们把《新世界》看作超越文本的媒介实体时，其又深深嵌入职业空间中，发挥着影响职工生活习惯，影响信息发布以及企业公共讨论等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媒介与职业共同体的关系，本质上是“媒介观”的问题，我们以何种眼光视角理解媒介，会有不同的结论。一方面企业内刊具有媒介文本的宣传和话语建构功能，另一方面企业内刊作为媒介实体，更加“主动性”地参与到职业共同体建设中去。换句话说，《新世界》绝不仅是人们用来传递观念的工具，而是改变社会关系的动力。

　　新媒介史也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新媒介观的基础上的，强调将媒介史研究“从内容和生产结构中解放出来”，1以具身的和物质性的路径切入去研究媒介实践，“叙事”性地表达了历史情境下的媒介对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制造”“再现”和“重构”。2本文延续新媒介史从物质性角度出发拓展媒介功能的路径，不仅关注《新世界》月刊作为媒介文本的呈现，同时加入了物质性的考察。

　　黄旦教授曾提出：“就全球视野看，凡是现代意义上的报刊，必然是和现代性纠缠在一起。作为一种现代的交往方式，报纸与现代性是何关系，如何理解报纸的现代特征。”3

　　那么，民生公司所呈现的是什么样的“现代性”呢？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归纳出几方面的特性。

　　**，民生公司的现代性是一种“被中介”的现代性（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具有高度的媒介依赖性。民生公司在打造职业共同体的过程中，大大借助了企业刊物的力量。自上而下完成了共同体观念的普及，自下而上完成了职业话语的统一。值得关注的是，企业刊物在作为中介的过程中，媒介本身成为职业共同体的一部分，嵌入在职业空间中，在组织职工生活、信息发布、企业公共事务讨论等流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因如此，民生公司极为重视媒体文本的叙事。《新世界》中的民生公司，并非企业实况的再现，更多的是为职工和读者勾勒和建构出一个理想“新世界”的图景。

　　第二，民生公司现代性的特点表现在为职业共同体建设努力的过程中，对重庆城市现代化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庆大学张瑾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重庆经历了一个畸形的，不充分的早期现代化过程，*早打破这个局面的是卢作孚的现代化实践。卢作孚实业救国的中心内容是建设现代化的中国，这个西部中国崭新的现代企业所蕴含的现代理念远远超越了经济现代化的范畴，为卢作孚的现代化思想作了*好的诠释。此外，黄金水道对重庆不仅是商业贸易的流通线，也是长江流域文化交流的纽带。借助长江航运，民生公司成为沟通重庆和外部世界的桥梁，沟通的意义就是促进传人觉悟，开眼看世界。

　　在推行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以卢作孚现代化思想作为基础的“现代集团生活”理念深入人心，通过大量员工投稿可以看出对这种新式职业生活的理解和认同。无论是简朴实用的“民生服”，还是奉行经济高效原则的集体婚礼，都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引领潮流。

　　第三， 民生公司的现代性还体现在对职业共同体的阐释、想象和表述，留下了丰富的文本资料，探索出一条借由企业内刊完成企业现代化转型之路，是近代企业转型的先行者。在卢作孚所大力推行的“现代集团生活”理念下，《新世界》不断和企业相互动。数量庞大的职工随笔留下了职工们对职业的理解和对共同体模式的独特阐释，事无巨细的“海事新闻”记录了职业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制度安排与顶层设计，清楚地记录下了一套形而上的社会变革理念，如何在企业管理中实施和落地的。这样一套时间跨度久，保存完好的历史材料，在当时极为少有，为职业共同体研究提供了中国化、语境化、本地化的生动表达。

　　诞生于重庆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生公司”，是重庆城市现代性的生动写照。借助企业刊物这个普通又特殊的媒介，*终完成了“人的现代化”，建立起紧密的职业共同体。

作者简介：

赵颖竹，重庆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

（本文节录自重庆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学位论文（学术学位），指导教师张瑾教授，２０２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