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研究刊物
引凤筑巢 帮助难童 ——卢作孚助力育才学校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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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凤筑巢 帮助难童 ——卢作孚助力育才学校二三事
上传时间: 2020-07-16 16:58:22     作者: 蔡艾玲     来源: 引凤筑巢 帮助难童 ——卢作孚助力育才学校二三事


引凤筑巢 帮助难童——卢作孚助力育才学校二三事


蔡艾玲

1. 吾亦留心教育之一人

  1916年,时年23岁的卢作孚在《各省教育厅之设立》一文中写下“吾亦留心教育之一人”一语,此后半生,他都以自己的方式为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努力,创兼善、救瑞山、筹组相辉学院等等,即使在最忙碌的时候,他也未停下对教育的关注,正如他55岁那年总结的那样:“自己现在是办实业的,但实际上一个办教育的,几乎前半生的时间,都花在办教育上,而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1]

  1934年,卢作孚接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约稿函,邀请他谈谈普及教育相关的内容。陶行知在信中写道:

  “作孚先生大鉴:久未晤教,不胜系念。《中华教育界》定于明年一月出普及教育专号,嘱行主编。前闻先生演讲北碚普及新知识之办法,深为钦佩。尚希将其计划及进行方法,写作一文,以光篇幅,并为全国取法。‘小先生’之办法,亦希不吝批评,此法在北碚是否可行?行时有无特殊困难?亦请指示。现订于本月底集稿,如蒙于本月底寄至上海静安寺路1550号托转行收,最为感盼。专此奉约。”卢作孚先生接信后,在百忙之中,撰写了《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一文,文中关于教育,他写下了如下的观点:“民众教育主要的意义在增进人们谋生的机会。”“辅助教育必先用文字,文字本身并不是教育”。“人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在文末,他描绘了,未来的三峡教育事业:“学校有试验的小学校,职业的中学校,完全的大学校;社会有伟大而且普及的图书馆,博物馆,运动场和民众教育的运动。”

  而后来,文中的三峡落了地,有了试验的小学校——北碚平民小学(今天的中山路小学),有了职业的中学校——兼善中学(今天仍然是重庆著名中学之一),有了完全的大学校——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私立相辉文法学院(后并入今西南大学)。他笔下的三峡教育事业,逐一变成现实。不仅如此,北碚在战时,作为迁建区,更是一时的教育文化汇聚地,复旦大学、江苏医学院、国立歌剧学校、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育才学校、勉仁中学、国立重庆师范学校、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等都齐聚此地,一时人文荟萃,钟灵毓秀。

2. 引凤筑巢 帮助难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着战争的推进,难童问题日益突出。到1938年,难童日益拥塞武汉宜昌沿线。为了及时搭运难童迁往内地,民生公司作为长江上游主力的轮船公司之一,竭力为难童保证了上船的名额,并免去了他们的船费。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徐镜平受宋美龄委托到宜昌协助转移难童。她多次面见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提出每日让300名难童上船的要求。当时宜昌面临着严峻的转运任务,人员、物资都拥塞在港口上,卢作孚克服极大困难作出承诺并亲自指挥调配。徐镜平回忆当时情景,“ 孩子小,病童多,白天敌机轰炸不能上船只得晚上送”。“广大船员们,为使孩子们尽早脱离危险,他们尽最大可能接纳更多的孩子,安排铺位、开饭、备茶水,对病童进行特殊照顾.....[2]转运的儿童实在太多了,很多要分批分次地上船。在天空有敌机、长江无屏障的危险中,共计有28批,约1.5万名儿童平安到达大后方,成为世人传颂的奇迹。

  而同一时间,陶行知留意到难童的教育问题,他在参观汉口临时儿童保育所时发现“有人在难童中挑选养子,纯以面貌美丑为取舍,对于害癞痢、缺嘴唇、脸上生麻的孩子,不但不要,而且措辞中不免含有侮辱之意”,这让他萌发了创办难童学校的想法。

  193810,陶行知和音乐家任光在武汉听说卢作孚在宜昌,立即就去登门拜访。卢作孚对陶行知十分敬重,尤其欣赏陶行知发明的小先生制。1934,卢作孚曾带着弟弟卢子英参观过陶行知兴办的山海工学团。1935年,陶行知发布的全国小先生普及教育表中,四川省的主持机关及主持人就是卢作孚,卢先生对推动川渝地区生活教育运动作出了贡献。[3]所以,陶行知与卢作孚见面时,受到了卢作孚的热情接待,陶行知向卢倾诉了入川办学的设想。卢恳切地回应:陶先生入川,是我家乡的幸运。我四弟子英接我的任,做嘉陵江三峡乡村实验区区长。这个实验区已经推行了您的小先生制和普及教育的主张。欢迎您去那里实现您的教育理想。我写信给子英,要他全力支持您的事业。随后,卢作孚立即安排陶行知乘坐“民元”轮去重庆。[4]

  陶行知到达北碚后,受到了卢子英等北碚民众的热烈欢迎,寄宿在清凉亭内。清凉亭,原名慈寿阁,是北碚民众为庆贺卢作孚之母寿辰所建。193936日,陶行知受实验区署邀请在纪念周上发表讲演,他赞叹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并决定将“晓庄研究所移碚工作,同时办育才学校,将难童中的天才儿童定在云南和四川两处寻地办理,四川则定在北碚”。[5] 此后,他借住在清凉亭,主持创办晓庄药物研究所,并与中国科学社北碚生物研究所合作,共同研究国药,治疗疟疾,同时开展晓庄研究所和育才学校的工作。

3月初,陶行知选定合川县草街子乡古圣寺为育才学校校址并即刻填具校董事会立案表格,向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递交呈文报请立案。当时,育才学校校董事会事务所设在北碚,由陶行知驻会,募集开办资金51 000元,存入重庆新华银行。[6]育才学校的立案申请很快获得卢作孚之弟卢子英主持的北碚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的批准。由于古圣寺的校舍尚未修缮完毕,北碚借出北温泉小学,为育才学校召开第一次校务会议提供场地。同时,先期陆续到校的学生也准允暂住北温泉小学,在帅昌书等老师的带领下,开始了集体生活和学习。7月,育才学校还在北温泉小学举行了开学典礼,直到8月初育才学校才正式迁入合川县草街子古圣寺。[7]后来陶行知在《育才二周岁前夜》一文中总结这段历史时写道:

“育才是中国抗战中所产生的一所试验学校,应该是要在磨难里成长为一个英勇的文化作战集团。它的怀胎是在武汉快要失守之前,而诞生则在南岳会议以后,正当国内肃清巨奸之污血,国际唤起正义的声援,我们的整个民族是树立了必胜的信念,而在历史过程中酝酿着一个蓬蓬勃勃的大转机。这时抗战文化是开放着千紫万红的鲜花。那空前的难童公育运动,也奠定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初基。育才学校便是这难童公育运动之进的合乎客观需要的发展。这一切回想起来令人不胜黄金时代之感。”

3. 屡次助力育才解决难题

    育才学校从创办到发展,为战时儿童带来教育希望的同时,也经历了无数艰辛。无论是校址难觅、经费紧张或是物资紧缺,都一度伴随着它,而卢作孚及卢子英先生一路相伴,屡次出手相助:

  一是帮助寻觅校址。创办学校一定要有校址。但对于内迁来的陶行知来说,要在人生地不熟的重庆寻觅到合适的校址,十分不易。卢作孚之弟卢子英,时任北碚区署区长,慨然承诺帮助寻觅校址。卢子英给陶行知推荐的便是草街子的古圣寺。它临近北碚,山峦起伏,道路崎岖,十分清静,是较好的办学地点。陶行知仔细勘察后,同意选定古圣寺为育才学校校址。卢子英还帮助陶行知找到古圣寺住持隆树法师商量租用契约,租期商定为25年,租金总共折合20石黄谷,押垫120银元。

  二是帮忙筹措经费。育才学校从创立开始,便一直处于经费紧缺的状况下。随着战事的推移,这种情况更为艰难。卢作孚及卢子英在了解到相关情况后,多次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1940年,民生公司与育才学校商捐学额。1941年,卢作孚为帮助陶行知筹足育才学校40万元的经费,承诺分别写信给刘航琛、戴自牧、康心如介绍捐款。[8]目前被保留下来,能查询到的是他写给好友——美丰银行总经理康心如,请其予以帮助的信函,信中卢作孚写道:“心如吾兄:久疏晤对,时深思念,教育名家陶行知先生在北碚草街子创办育才学校一所,吸收沦陷区域儿童施以各种初级技术教育如木工、农作、雕刻、音乐等,尤特注重儿童个性发展,儿童天才曾先后就渝举行成绩展览及音乐演奏,极博社会人士之赞许,至学校方面经费向赖各界名贤捐助,近因物价高涨,校方经常开支亦已蒙受影响,素知我兄热心教育事业,特函介绍趋访说明该校现状及未来经营计划万望洽助,感祷交深,敬祝健康。弟 卢作孚[9]”。在卢作孚的介绍下,育才获得了帮助,经费紧张状况得到缓解。

  1943年育才学校再次发生经费危机。因卢作孚的多次襄助,陶行知再次求助于他。信函如下:“作孚先生赐鉴:日前奉访未晤,至怅。敝校近约百画家赐画百幅,于三月十六日三时预展,以期标卖,藉资补助。尚希介绍数友,贺临共观厥成。请柬列名者有张仲老、许静老、冯焕公,皆已允许。希望我公亦俯允列名,以资提倡。贵友通信处,务望即予开示。以便缮发请柬。专此奉商,衹候示复。敬颂康健!教弟陶行知再拜。19433月上旬写。[10]”同年12月,陶行知去信对卢作孚的襄助表达的感谢,他在信中写道:“敝校上期经先生等大力厚助,已能收支相抵,弟乃能免于奔波,而专心致力于办学”[11]。以表达他的感谢之情。

  三是帮忙物资供应。战时的重庆,物资有时比资金更加紧缺。1940年,重庆遭遇粮食危机,米价飞涨,育才学校大米购置出现困难。12月,陶行知找到卢作孚,请其代为购置大米每月官价米25[12],卢作孚慨然答应尽力协助。[13]

  除了代购大米,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还为育才学校提供优惠的布匹,供给师生。1940年,育才学校邹绿芷就曾持陶行知信件与民生公司物产部唐必直接洽育才学生买布优待事宜。[14]

  除了物质上的帮助,精神上也不能少。育才学校从创校始,便开始征集图书,为了给予支持,北碚区署借给育才《万有文库》一套陈列于育才图书馆,供师生阅读。[15]

4. 小结

    卢作孚曾说“教育应造成环境,无论是学校环境或社会环境……我之喜欢北碚,胜于自己所主办的事业,也正因为它是一个优良的教育环境。许多人员在这里经营它,布置它,与其说是帮助北碚的老百姓,毋宁说是帮助各学校的学生。”正是卢作孚及其继任者们的努力,北碚才成为了抗战时期著名的文化区,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基教实验区。这是卢作孚们筑巢引凤的结果,而育才学校便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案例。

  附:育才简史

    193810月,结束了两年的国际之旅的陶行知受宋美龄之邀参观汉口临时儿童保育所,并做演讲。在参观中“保育院、教养院及其他收容难童机关之主持人谈及,有人在难童中挑选养子,纯以面貌美丑为取舍,对于害癞痢、缺嘴唇、脸上生麻的孩子,不但不要,而且措辞中不免含有当面侮辱之意”给了他很深的刺激。不久后,他和一位音乐专家合住,发现了几位有音乐天赋的小孩,一位只教了他三个钟头便能领导一百多小孩唱歌,一位只受三天的训练,便能用音符把一首从来没有听过的歌曲写出来。一位受了四五天的训练,便能拿音符把自己创的一首歌写出来。在这几位小小音乐家之中,便有一位害痢疾病的。孩子们的天赋令教育家陶行知欣喜,但同时,现实“纯以美丑”取舍儿童,令其他儿童无法得到好的培养的现状又令陶行知心忧。正是在这几次的参观中,陶行知萌发了“你为什么不也选择些天才儿童来培养他们?”的念头。同月18日,陶行知乘坐民生公司轮船从汉口到重庆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因民生公司的轮船上常常备有报纸,在报纸中,陶行知了解到桂东、长沙、南昌等伤兵情况,写成诗歌《伤兵》。[16]4日后,船抵宜昌。此时的宜昌,难民拥塞江边码头,上驶重庆的船票一票难求,陶行知持离汉时卢作孚开出的特别介绍,于次日晚乘坐民生公司民元轮赴渝。[17]2个月后,他在北碚着手创立难童学校——育才学校。193919日,晓庄学院董事会筹开会,鉴于晓庄学院受阻而无从办理,决定成立晓庄研究院,并在晓庄研究院的名义下筹备成立育才学校,选举张一麈为董事长,许世英为副董事长,陶行知为校长。[18]1939720日,陶行知在古圣寺创办了培养人才幼苗的难童学校:育才学校,选拔吸收抗战时期的难童:经费主要是靠向社会募集;学生有二百余人,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绘画、社会、自然等组。教师有不少是进步作家和专家,如文学组有艾青、力扬、魏东明;戏剧组有章泯、水华;音乐组有贺绿汀、李凌、黎国权;舞蹈组等,还邀请了翦伯赞、光未然、田汉、何其芳等去讲课。育才学校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强调与抗日实际相联系,提倡自由讨论,自由研究和手脑并用,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抗战胜利后,新的形势给了育才学校新的机遇。1945年底至1946年初,育才将校本部从草街子古圣寺搬到重庆市化龙桥红岩村,将过去散居在管家巷、江北观音桥、大店子等地的师生也都集中到一处。重庆校本部约有200位同学,分为文学、社会、自然、绘画、音乐、舞蹈、戏剧共七组。经费仍然主要依靠募捐来维持。不过,古圣寺仍然保留了一部分师生,成为育才学校分校,内有小学部、中学部和零碎的农民识字班。当时,许多因战争内迁的文化教育机关纷纷迁回原址,东部地区逐渐恢复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中心地位。陶行知也打算将育才学校搬去上海,19464月到上海后,因物价太高,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地方,遂有放弃之意。614日晚,陶行知与柳提约谈,专门提及此事,他说:我来上海的计划是办育才大学、社会大学,恢复晓庄和工学团等等,并且都有计划,我不是还在常委会报告过么?到了上海,一看,计划中有的“可能”很少,也有许多新的“可能”“需要”比想象中“大”,怎么办呢?先说,育才搬家,在上海找不到那样大的房子,并且上海物价比四川差不多高一倍,在四川每月四五百万,这里要七八百万……我看到一种计划中没有的“可能”:这里也有个私立育才中学,还有几个也像育才学校的学校,他们的理想都很好,有的,其中还有生活教育社社员,我们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呢?帮助他们不就更好么?也不要我筹经费,聘教员。于是我就决定育才不必搬到上海来,不办一个育才,要办许多育才。从19471月起增加三倍,且赞助育才从重庆到上海的迁校费用。1947年上半年,育才学校校本部开始分批迁沪,校址在大场余庆桥(陶行知20世纪30年代创办工学团亦在大场一带),至7月份迁毕,美国援华联合会拨给育才7000万元迁移的费用。育才迁沪后,名称不变,仍为私立育才学校,但原有的办学特色逐渐褪去了。20世纪50年代初,育才学校分设艺术部和普通部, 普通部留在大场,艺术部则迁至塘沽路306号。普通部后改为中学部,并于1953年正式更名为上海市行知中学,仍由马侣贤任校长。艺术部则发展成为上海市艺术师范学校。为满足宝钢集团对优质教育的需求,行知中学1993年由大场镇迁至宝山镇宝林九村,原址改建为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校本部迁沪后,育才留在重庆的部分改为育才学校分部。20世纪50年代,育才学校分部从红岩村迁至谢家湾。195011,胡乔木致函周恩来,提出上海、重庆育才学校,均为陶行知先生手创事业,应妥予照顾, 建议将两所学校由私立改为市立,分别划归上海、重庆市教育局领导,校舍、经费等问题亦由教育局予以解决。这样,育才学校的上海部分和重庆部分分别独立成校,并由私立改为公立。1951年重庆育才学校更名为重庆育才中学,1954年又改为重庆第二十中学,198110月恢复校名为重庆市育才中学。

参考文献:

[1]卢作孚:《如何改革小学教育》,转引自凌耀伦,熊甫:《卢作孚文集》(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76页。

[2]徐镜平: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妇运史研究资料》,1986 年第4期,转引自顾秀莲主编: 《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卷》,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8年,第446页。

[3]胡晓风,金成林编著:《二人集 在生活教育路上前行》,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672页。

[4]杨成术,陈莉编著:《合川文史丛书 第32辑 抗战中的育才学校》,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年。

[5]《嘉陵江日报》,193937日。

[6]《育才学校董事会向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呈文》,《陶行知全集》第11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09页。

[7]杨成术,陈莉编著:《合川文史丛书 第32辑 抗战中的育才学校》,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年。

[8] 陶行知:《五月(重庆·北碚·古圣寺)》,转引自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7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1992年,第501页。

[9] 王文岭:《陶行知年谱长编》,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568页。

[10] 陶行知:《经济益感困难精神反觉兴奋——致卢作孚》,转引自《陶行知全集》 第9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40页。

[11] 陶行知:《经济益感困难精神反觉兴奋——致卢作孚》,转引自《陶行知全集》 第9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40页。

[12] 见作孚先生,蒙允在大竹为难童买米,月25担。转引自陶行知:《十二月(重庆·北碚·古圣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7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57页。

[13] 陶行知:《速去大竹购米——致马侣贤》,转引自《陶行知全集》第9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

[14]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8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59-560页。

[15] 王文岭:《陶行知年谱长编》,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565页。

[16] 参见《陶行知致武涵真、王洞若函》。

[17]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8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07-408页。

[18] 《育才学校董事会向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呈文》,《陶行知全集》第11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