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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报国 纾难有方 ——试析抗战时期民生公司之角色与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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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报国 纾难有方 ——试析抗战时期民生公司之角色与历史经验
上传时间: 2020-04-17 14:50:28     作者: 杨 可     来源: 积极报国 纾难有方 ——试析抗战时期民生公司之角色与历史经验


积极报国   纾难有方

——试析抗战时期民生公司之角色与历史经验

  


    值此疫情肆虐的非常时期,全国上下进入总动员,不仅数万医务人员驰援武汉,还有大量爱国企业,尤其是与抗击疫情直接相关的能源供应、物资生产、交通运输企业,昼夜不休开工运营,奋力跑好疫情阻击接力赛中自己这一棒。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了国泰民安倾力付出的一幕幕景象,不能不让人想起卢作孚先生笔下1938年底的宜昌码头,这一“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1]。抗战抢运结束之后,据时任长江区航政局局长的王洸[2]统计,自19378月到1940年年底,民生公司以一民营企业之身份,共计抢运兵工器材及公物20余万吨,其为抗战航运所做的贡献与国营的招商局相比也并不逊色。民生公司在宜昌大抢运中创造了“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奇迹,保护了国家仅有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命脉,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声誉,由此名垂史册。

  本文希望通过盘点抗战时期民生公司与国家同舟共济的实际行动与实践策略,透视危机时刻企业可以有何种使命和担当,又如何克服困局,鼓其力竭其智实现对自身角色的期许。

一、 清醒认识,积极报国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总体来说,抗战时期的民生公司并非是苦撑待变,而是未雨绸缪,闻声而动。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先生1930年率众人游历东北时即对中日间局势有了清醒的认识,基于战事终将爆发的预判,在抗战爆发前就上书提出将社会力量纳入全国国防体系的设想与建议。而民生公司自身也很早就着手争分夺秒地开展航业建设和战时运输的准备工作,正是由于前期的积极筹划和精心施策,民生公司才得以成就抗战时的卓越贡献。

  1930年,卢作孚与友人游历东北,亲身考察日本以满铁会社为中心对满蒙地区的经营,对日本经营之规模宏大、进展迅速感到“动魄心惊”。在其于“九·一八”事变后出版的《东北游记》自序中,卢作孚明确指出,“见日本人在东北之所为,才憬然于日本人之处心积虑……这岂止是东北问题?实是国家根本问题”,面对东北失守的国家变局,卢作孚已清醒地认识到,仅将其视为“感情上的刺激”于事无补,如不能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实难有益于国家的根本,“根本有为是需要办法的,是需要整个国家的办法的,是需要深谋远虑,长时间不断的办法的”[3]2。国家有难,匹夫有责,面对日本逐渐显露的侵华野心,卢先生并未选择做安然偏处西南腹地的寓公,而是积极建言,发出了中央与地方、公家与私人联成一气、共树国防基础的吁请。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一年,卢作孚即通过杨永泰呈文蒋介石,指出防范日本实为当前国家首要之目标,“日本乃最不易对付之敌人也……正前进未已,要求无所底止”[4]。他提出,中央应积极整顿海陆空军,以政府为中心,人民立于协助地位,其余有关国防之经营与科学研究机关,皆应造成强烈之风气,鼓励中央地方与人民合作,以实际行动鼓舞聪明才智之士竭其聪明才智于国家要求之活动上,尤其是国防要求之活动上[5]323-324

    以民生公司此一时期实际行动观之,卢作孚先生这一设想绝非徒托空言。对于即将到来的战事,民生公司在船只配备、人才队伍、物资供应等多方面积极筹备。自1930年开始,民生公司加紧对川江华轮的整理,渐次接收、合并一些中小轮船公司,使长江上游华轮“化零为整”。特别是1936年建成“民元”“民本”两艘大型新船,使民生公司拥有的轮船增至47艘,总计20 404吨,在长江航线中逐渐与太古、怡和、日清、招商局等四大轮船公司并驾齐驱[6]50

  就公司内部人事组织而言,民生公司按照现代企业的科层制度进行管理,一切“以事业为中心”,不但组织架构是因事设岗、灵活变通;在人员任用上,惟求职位需要、能力胜任。公司奉行“低级人才过考,高级人才过找”的策略,普通员工以考试成绩为录取标尺,高级人才则从高校毕业生和其他公司技术管理人才中积极延聘。从卢作孚与友人的通信来看,民生公司至迟于1928年初已开始采用考试制度选拔人才1另据1937年统计,民生公司处级以上的主干人员中,大学以上毕业者38人,占92%。民生公司的正式员工到1936年已有近4 000人的规模[7]122-123。庞大的职工队伍、良好的员工素质、细密的职级划分和持续不断的员工培训为公司制造了一个广阔的内部劳动力市场。我们看到:民生公司招考一般都只是针对初级职位;除个别高级人才以外,大部分民生职工都是通过招考,从最基层的练习生一路干上来;公司对技术、管理人员的不断增多的需求大多通过培训公司内部的年轻员工来满足;公司在职工内部选贤举能,根据员工的能力和岗位的需要,有目标地培养、储备和配置人才[8]42。公司不拘一格降人才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茶房出身的周海清,他长期担任舵工、领江,因航运知识和领江经验丰富、敬业肯干,被延揽至民生公司并破格提升为船主[9]117,他开创的绞滩新法和三段航行法为抗战抢运做出了突出贡献,获颁胜利勋章。

    1932827日,民生公司在内刊《新世界》上发布的一则消息,道出了对战事爆发的警惕与自身角色的认识,强调作为航运企业的民生公司在民族战争爆发时有辅助海军、服务国家的责任:“甲午战前,我海军列世界第四位。现在呢?只有65.464公吨。日本呢?它三十年不断的经营,现有军舰67.657吨,以百分率比,它占91%,当然难以抗衡。我们快努力!努力航业,准备战时补助海军!”[10]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民生公司立刻响应,卢作孚告诉全公司员工,“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11]417。由于民生公司当时的轮船中有32只皆以柴油为燃料,江阴阻绝之后柴油断了来源,为准备战时运输所必备的油料,在卢作孚的直接督促下,公司从香港、广州和长江沿岸尽量购买,备下了4 000余吨油料;同时,由于战争爆发后船只修理也只能在内地完成,所需的五金材料与器材也尽量从上海、香港、汉口等地购得[12]418。此后,民生公司还通过改造旧船、订造燃煤新船等种种措施竭尽全力节约油料与五金配件,使战事初起时备下的物资支持了持久的抗战运输。

二、 专业担当,纾难有方  

  谈到地方士绅精忠报国,中国人喜欢说“毁家纾难”,但对于救亡与建设之关系有着深入思考的卢作孚先生相信纾难不必毁家,反过来,企业的正常运转对保存有生的抗战力量至关重要。尤其对于专精于川江航运的民生公司而言,在危机之下企业生存的意义不仅关乎员工及其家庭的生计,更关乎后方抗战运输的维续与国防事业的安全。“前方当战当守的问题,后方的补充问题,伤兵的医疗问题,兵的食粮问题,全靠车和船”[13]368。前文已述及,抗战爆发前民生公司拥有轮船吨位数量已跻身国内轮船公司前列,其轮船数量相对较多,其掌握船只大多不同于招商局、三北公司等吨位大、吃水深的大船,而是吨位小、吃水浅、造型窄长,便于在充满险滩激流的川江航道航行,此外,民生公司上下在战前积累的川江行船与航业运营经验更是难以替代。因此,整个国民政府西迁以后,随着川江航运成为大后方交通运输的主干,民生公司也成为了后方运输的绝对主力,不仅要承担军事物资、人员运送,而且重庆周围经济活动也要靠它。

    抗战爆发之初,国民政府交通部即主持设立战时航业统制机构,负责办理一切军运民运事宜[14]704,为完成差运甚至强行扣用差船,造成各航运公司负担甚巨,徒耗民力且运输效率并不高。危急存亡之秋,卢作孚作为航业领袖敢于发声,向当局表达反对统制、主张商营的意见。19371128日,卢作孚呈文重庆行营,就提高汉渝间运输效率坦然直陈,“扣用差船以待运输,担任差费不敷运费,实系最不经济之运输办法,公家与轮船公司损失皆大,交通尤差。在此运输非常迫忙之日,必须根本改良……与其交运输工具于各机关,实不如由各机关交运品于运输机关”[15]718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后,航业运输改为商营[16]190。当政府不强以行政命令干预运输之后,社会力量的活力和效能得到释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运输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航运业技术密集,涉及机械、水文、地理、气象等多门现代学科,战时运输更是提出了通讯、防空、救灾等复杂的专业要求。在卢作孚的带领下,民生公司不尚空言,而是尊重专业,实事求是,提倡在工作中研究问题,摸索经验。以宜昌大抢运时期著名的三段航行法为例,实则四十天的紧张抢运中哪里还有摸索的时间和试错的机会?宜昌抢运的三段航行之所以能一举成功,事实上是以1937年初长江枯水期民生公司提出的分段航行思想和三段航行经验为基础的。查1937年《新世界》所载资料可知,所谓三段航行,指的是将宜昌与重庆间的航段一分为三,由不同的船只衔接航行:第一段由宜昌到庙河,因须经过河道狭窄的崆岭,所以只能派120呎以下的小船,调民福、民治、民安、民裕、民选行驶;第二段为庙河至万县,因须经过新滩、兴隆滩等险滩,所以需用速力较大的150呎左右的长船,才能上下滩险,调民主、民康、民铎三轮行驶;第三段为万县到重庆,河水甚浅,所以只能配备135呎以下且吃水较浅的船,调民来、民苏、民熙、民运、民意、民享六轮行驶,民来、民苏、民熙三轮因速力较大,亦偶抽调行驶庙河至宜昌一段[17]。以下图12分别是第一次三段航行的分段图以及新滩一带轮船上下驶所择路径示意图,民生公司对宜昌至重庆航段水文、地理情况之洞悉由此可见一斑。

    表2所示为三段航行中所用轮船资料,查之可知各轮吨数、功率与所用燃料类型,确如史料所载,行驶宜昌至庙河航段的皆为吨数小、马力小的小船,用于中间航段的行船则明显马力较大,而以煤为燃料的船只吃水相对较浅,多用于万县至重庆段。就这样,经过1937年初的努力探索,情况复杂的长途航线依据各处水文、地理特点被拆分为三个特征不同的短途航线,每一短途航线风险因素变得相对单一,再用动力、尺寸、吃水深度等条件不同的船只“分而治之”,这一创造性的航运理念经实践证明切实可行;对于宜渝段的航行环境与民生公司条件不同的各种船只如何相匹配,也已有了初步的经验。此后宜昌大抢运的奇迹不过是继续沿用化整为零的思路,发扬民生公司熟稔航运环境与船只特点的专业经验,将宜渝段拆分为宜昌秭归、宜昌巴东、宜昌巫山、宜昌奉节、宜昌万县等数段,用不同的船只与之匹配,以实现运输效率最大化。用现代统计学思维观之,这里的航段拆分实际是引入了鉴别分析的统计方法,采用关键变量将情况复杂混融的长途航段进行鉴别分类,同时也将船只按动力、尺寸、吃水深度等关键变量分类,使其行于最适合的航段,以降低海损风险,提升运输效率。回顾民生公司多年来在长江航道上的艰辛探索,其在万难困境中迸发的智慧证明,只有尊重专业,才能运行有方。

三、 改善营商环境,维护职业团体

  民生公司创业未久,就提出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目标。作为一个企业组织,它与环境开展友好互动,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对外,它有良好的政企关系,还建立了基于民间资本的支持网络;对内,它早就在战前建设了相互依赖的职业共同体,正是这些愿意与公司合舟共济的员工书写了民生公司的战时传奇。

  抗战期间,兵差、船损和轮船票价统制政策导致民生公司运费亏折,基础削弱,不得已于1941年开始大规模申请政府贷款。作为对民生公司承担主要抗战运输任务的回报, 国民政府也为民生公司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支持, 例如批准民生公司发行公司债, 认购者主要是国家银行[18]265; 又如通过政府、军政部、后勤部等各部门为民生公司轮船被炸、低价打公差收入受损提供补贴[19]269。在民生公司档案中我们看到,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四家银行1941-1945 年为民生公司提供的贷款总额达到5 亿5 千万,而且借期长、利息低[20]266-268。当时的观察家也指出,“如无国家银行的巨额贷款支持, 民生公司很难维持” [21]。在政府提供的低息贷款和巨额补贴下, 民生公司得以渡过了战时的周转困难。

    民生公司与国家达成的合作关系也为它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协商和谈判提供了便利。重庆市档案局的材料显示,民生公司以为国服务亏累深重为由,申请重庆市财政局免收轮船停泊捐,重庆市政府对申请予以了支持,同时,为避免其他航商效仿民生公司群起申请免捐从而影响捐收,还代为设计了一个先照章纳捐、后发还捐款的方案来掩人耳目:“查民生公司欠缴本市轮船停泊捐一案,迭经本局陈明办理经过详情,并经四川省市政府明令特许豁免有案。迄至抗战军兴以后,外轮乘此时机获利特丰,而该公司则全系担当长江及后方运输任务,历举为公家供应兵差、减收运费各种事实,因此亏累已深,又值此长期抗战之际,该公司此后效力之处尚多,若令饬缴纳停泊捐,所虑亏累过深不能支持,将影响后方军运,再呈请予以豁免,庶期得以维系各节,经查委属实情,惟对于该公司独予援案豁免,则本市中外航商自必藉以为例,影响捐收非浅,兹为兼筹并顾,计划拟具变通办法如次:仍饬该公司照章纳捐,于月终或年终按其所缴捐额发还部分,作为政府补助该公司之款,用示体恤而资兼顾”[22]。得道多助,民生公司为国家与社会的付出也得到了回报,贷款的获得与捐税的减免改善了民生公司的营商环境,为其维持战时经营提供了支持。

    尽管民生公司是一个企业,但是卢作孚素来反对“纯为赚钱”,提倡“超越赚钱主义”,他衡量企业成败的终极原则是社会整合与民族富强。就立足于解决整个中国社会的组织问题而言,卢作孚在民生公司内部开展的人的训练一直都带着社会与国家建设的面向,服务于社会群力发展与国民总动员的目标,正所谓“竭力提倡集团生活,寓以军事训练,输入现代的关于国防、交通、产业、文化必具之常识,引起其努力追踪现代的物质建设与社会组织尤其是引起对于群的兴趣,对于国家的热烈情感”[23]325。“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毋忘国家大难”是卢作孚手书的对联,抗战时期就印在民生公司员工宿舍的床单上。危机时刻人心摇动,当日机轰炸引起船员离职增多时,民生公司向员工宣讲报国的价值,细化离船的规定,但也并不进行道德绑架,而是实实在在通过薪资、福利、兵险救助等措施为员工提供保障,维护职业团体的稳固。善于创新的三段航行发明者有奖励,勇于前往下游前线者也工资加倍。重庆至三斗坪的航线分作三部分,从上游往下游依次是重庆至万县、万县至巴东、巴东至三斗坪,因为越往下游风险越大,员工的报酬也逐级递增:“巴东以下,拿三级,万县以下,拿两级。就是万县到巴东,拿两块,巴东以下,拿三块。万县以上,拿原工资”。在船上员工看来,这种奖励办法“有鼓励性,有些人不怕,长期走下面都要得,我工资高”2。在工资报酬之外,民生公司还在物资紧俏的战争期间为员工低价供应大米、布匹、棉纱,踏踏实实不分职级执行免费膳宿制度。后来又增设战时兵险救助,投保职工如在工作中身故,其救助金与遗族生活费照战前增加五倍[24]。可以说,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借着民族主义精神对共同体意识的强化,民生公司真正建立了一种职业团结,实现了以职业整合人群的目标。

    可以看到, 无论是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还是对内部劳资关系的处理,民生公司都表现出了高度的灵活性、创新性和高超的企业治理能力。民生公司的案例足以证明,即便是面临战争这样的挑战性环境,企业组织也并不仅仅是认知环境并被动反应,而是可以积极地建构和设定环境,甚至还能够改变环境[25]130

四、  

    纵览抗战时期民生公司与国家同舟共济的历程,可以发现,使其在战争洪流中脱颖而出成为中流砥柱的,是危机当前请自处囊中、积极报国的勇气和担当,更是寻常日子里对专业的追求和实事求是的讲究。哪里有什么过人的奇谋,不过是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民生公司在中华民族最艰难的时刻完成了自己的历史重任,但卢作孚先生不喜谈“救亡”,他更喜欢的是建设。他认为正是社会的建设为国家的救亡提供了根本的保障。“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有不亡的保障。”[26]。在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像民生公司一样精于专业、善于治理、敢于担当的企业越多,我们的社会就越健全,中华民族在危机面前就能越沉着。吾辈勉之!

  参考文献:

[1] 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1943//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 王洸.战时航政与航政建设,经济建设季刊,194212.

[3] 卢作孚等.乡愁东岸:东北江浙海南岛旅行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

[4] 卢作孚.如何应付当前之国难与敌人,1936//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 卢作孚.如何应付当前之国难与敌人,1936//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6] 凌耀伦.民生公司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

[7] 凌耀伦.民生公司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

[8] 杨可.同舟:职业共同体建设与社会群力培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9] 凌耀伦.民生公司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

[10] 补白之消息,新世界,19324.

[11] 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1943//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2] 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1943//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3] 卢作孚.要解决当前的问题1938//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4] 张守广编.卢作孚年谱长编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15] 张守广编.卢作孚年谱长编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16] 张守广编.卢作孚年谱,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17] 王天循.本公司之三段航行,新世界,1937113-4.

[18] 凌耀伦.民生公司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

[19] 凌耀伦.民生公司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

[20] 凌耀伦.民生公司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

[21] 金龙灵.四川省水上交通之发展及其趋势,四川经济季刊,194312.

[22] 重庆市财政局.为民生公司请免本市轮船停泊捐一案谨拟具变通办法两项签请核示由,1940416.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号1002251848-1853.

[23] 卢作孚.如何应付当前之国难与敌人,1936//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4] 赵晓铃.炮火下的人事管理,卢作孚研究,20122.

[25] 斯格特.邱泽奇译,组织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6] 卢作孚.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上海:生活书店, 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