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公司）是卢作孚先生等一群致力于实业救国的志同道合之士于1925年在合川筹备创立的一家以航运业为主，兼顾发展各种实业的新兴公司。在民生公司的不断发展中，逐渐形成以“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宗旨，并为之而奋斗。

    经过10余年艰苦奋斗，民生公司发展至全面抗战前，就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就航业方面，从仅一艘浅水小船“民生”轮，一条短途嘉陵江渝合航线，发展到大小轮船40余艘，短途航线4条，长途航线5条，航线遍及长江干流及支流水系。除开航业外，民生公司还涉足多项实业，涵盖机器业、电气业、染织业、代办业等，另又投资多项实业，于川内可谓是一时之鼎盛，放眼全国也具实业集团之雏形，颇具规模。可以说在经济事业上，民生公司已经是西南不可小觑的新兴企业。在政治和社会影响上，民生公司艰难经受住了列强轮船公司发起的挑战，在完成长江中上游轮船企业大联合的“化零为整”运动后挫败了列强妄图挤垮民生公司的阴谋，通过商业竞争的方式将列强轮船公司驱逐出了川江航线，挽回了利权，一时间为中华民族大长了颜面，引得国人纷纷夸赞。

　　鉴于取得了不少成就，民生公司准备编辑一本纪念刊物来“忠实地毫不虚伪地表白本公司十一年来发展的历程，以期获得社会人士正确的认识，进而自动产生精神上的同情和物质上的援助”。[1]原本民生公司是打算出一本关于公司发展十周年的年鉴，奈何各部门意见不一，*后还是民生公司主干人员会作了*终决定。1936年5月13日，民生公司正式成立“《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编辑委员会”，并召开**次会议，开始筹备编辑工作。同年8月，编辑委员会开始编制纪念刊，经过半年多的征稿与设计，纪念刊得以初步完稿。《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详细记载了民生公司的发展，其中正文部份有民生公司管理层对公司所经营的事业的介绍说明，有对公司管理制度的说明，有公司大事纪略、纪念文章等等；附录部分涵盖了公司章程、组织系统表、事业概况表、现有轮船概况表、航线图、统计图表等，还附了公司总分各部主干人员姓名职务表，公司总分各部所在地一览表，公司上下游轮船客票价目表等内容。这本纪念刊在当时是民生公司向社会各界宣发的精品，而置于今天，则是研究民生公司早期发展非常珍贵的史料了。

　　正因为该刊物的重要史料价值，多年以来，不少研究民生公司的学者大都从其中引用文字和数据，但不时有不同文章所引出处一致却自相矛盾的地方出现，令人一头雾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经过笔者与同人的研究和考证，发现现存《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有两个版本，即“民国二十五年八月编制，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出版”和“民国二十五年八月编制，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出版，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再版”。难道“五月版”是“三月版”的加印？经过笔者细细研读，发现这两个版本在内容上居然有不少差异，那么“五月再版”就绝不是因供不应求而加印，而是出于某些原因对刊物中的相关内容作出了部分必要的调整。

一、整体的差异

　　经过仔细比对，笔者发现从目录页开始，两个版本就存在着差异。同样的标题，但是对应页数并不一致，经过内文比对，发现“三月版”比“五月版”多了一页重复的《本公司现有轮船表》，“三月版”内文中，后面又有两页《本公司现有轮船表》，可见该版本的内容放置是有误的，“五月版”则无此种情况发生。

    目录通常都是按照页数顺序排列，“三月版”中有《统计图表》一目，页数为“二五三—二五六”，但却排在《本公司上下游轮船客票一览表》，页数为“二八五—二八八”之后，而《本公司上下游轮船客票一览表》之前为《本公司总分各部所在地一览表》的页数为“二八三”，由此可见，“三月版”此处当是错误的，而“五月版”是按页数顺序排在《本公司总分各部主干人员姓名职务表》之前，虽然两个版本的目录标题所对应页数不一致，但排序却是正确的。

    “三月版”与“五月版”相比，还缺失了那一张由卢作孚先生亲自设计的“峨眉金顶”的宣传海报。另外，两个版本里的广告插页顺序差异也大，部份图片也不相同，包括同组图里，一两张图不一致，而其他图片均一样的情况。这可能是“五月版”重新排过版的缘故。

二、内容的差异

　　除开目录页，在内文里，笔者也发现了两个版本的不同。

　　如《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一文。“五月版”**章总则，**条“本公司依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规定，集股组成，呈准设立，定名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相比“三月版”，多了“呈准设立”。这一条正好又和第四条对应起来。“三月版”第四条“本公司设总公司于重庆，分公司或代办处，视需要情形，于各地方设立之。”“五月版”在这个基础上还增加了一句“呈请主管官署转呈实业部核准备案”。“五月版”在前四条基础上还增加了第五条，即“本公司公告登载于总公司所在地之新闻纸。”很明显，“五月版”比起“三月版”更为严谨，是针对“三月版”的细致补充。“三月版”第二章股份，其中第五条“本公司股本总额，为国币一百万元，以五百元为一股，一次缴足。”相对应的则是“五月版”第二章股份之第六条“本公司股本总额，为国币三百五十万元，分为三万五千股，每股一百元，一次缴足。”为什么会出现完全不同，且差异如此巨大的两组数字呢？正巧该纪念刊里不止一处提到股本和资产，先看看后面几处是怎么表述的。

　　在陈觉生所述的《本公司大事纪略》里，“三月版”里记述，民生公司“资本额始于五万元，而增至一百三十万元。资产由七万余元，而增至九百余万元。”前文“三月版”章程里明明写的是股本为一百万元，这里怎么就变成了一百三十万元了呢？

还有郑璧成所述《本公司之航业》里，“本公司航业创办之初，正川江航业渐就衰败之日；自后川江航业日益衰微，本公司航业日益前进：人员由筹备员数人，增至三千九百余人；资本由八千元，增至一百四十万元；资产由数万元，增至九百余万元……”这里的资（股）本又变成了一百四十万元，都没一个统一的数字。再看看“五月版”是怎么记述的。“五月版”的《本公司大事纪略》里，明确写着“资本额始于五万元，而增至三百五十万元，资产由七万余元，而增至一千余万元。”而《本公司之航业》里也清楚记述着“……人员由筹备员数人，增至四千余人；资本由五万元，增至三百五十万元；资产由数万元，增至一千余万元……”先不论哪一组数据是正确的，就*起码的统一而言，“五月版”比之“三月版”也显得严谨多了。

　　再来看看这两组差异如此明显的数据，究竟哪一组数据是正确的呢？笔者试着从史料里找出一个答案。1936年3月15日，民生公司在重庆**模范市场总公司大楼内召开第十一届股东大会。开场由董事长郑东琴作上一年的经营报告，“……本公司资产，截至去年底止，已达七百卅余万元，其中船舶成本即占四百万元，可见公司业务，仍偏重于水上。本公司股本，现实收为一百廿四万五千元。如与七百余万资产比较，相差甚远。所幸历年所提公积金，销磨金，防险金及各项预备已达二百一十余万元，故基础异常稳固……”[2]从这里可以看出，到1935年底的时候，民生公司的股本就已经达到了一百二十四万五千元，资产达到了七百三十余万元。

1937年4月6日，民生公司的第十二届股东大会上，董事长郑东琴当选为大会主席，仍作上一年的经营报告，“本公司资产，截至（民国）二十五年底止，总额已达九百八十余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占六百七十余万元。固定资产中，船舶一项即占五百六十余万元，而股本实收，仅一百六十万元。资产与股本比较，相差太远，非大量增加股本，不能使公司基础臻于稳固。”[3]由此处可知，到1936年底的时候，民生公司的股本相比上一年增加有限，仅增股三十五万五千元，而资产增幅却比较大，达到了二百五十余万元。

　　那为什么“五月版”的纪念刊里会出现股本三百五十万元，资产一千余万元的数据呢？继续查阅民生公司第十二届股东大会的记录，董事会鉴于1936年第十一届股东大会募股情况的反馈，决定在本次股东大会上，除开继续劝募增股以外，采取了另一种手段来急速增加股本。“本公司近来因营业情况较佳，提有各项准备金，兹为确定股东权利，及增加股本起见，除拟将（民国）二十五年度红息（二十五年度股息仍全部发给现金）全部作为现金，加入股本外，其不足之数，大半拟由各项准备金中提出，拨作股本，分配与股东（分配标准及各项准备金之提拨数目，均另有专案讨论）。其余所差之数，因数目不大，可望于短期内募足。”[4]其具体的配股是这么表述的，“一、凡二十五年六（月）底以前加入之股，每股均分配一股，共计应分配一百四十二万一千五百元。二、二十五年七月一日至九月底加入之股，每股分配四百元，计应分一万四千八百元。三、二十五年十月一日至年底加入之股，每股分配三百元，计应分配十三万八千元。新旧各股，共应分配一百五十七万四千三百元，连同现在已收股本一百六十七万万四千五百元，共计三百二十四万八千八百元。但与三百五十万元比较，尚差二十五万一千二百元。所差之数，拟尽先由本公司职工入股。并为优待职工入股起见，拟由公司津贴二，即凡职工入股，只须缴现金八，即可得到一股股票。此项津贴，应拨出准备金五万零二百四十元。新旧各股及职工津贴，共应拨准备金一百六十二万四千五百四十元。”[5]由此处可知，350万的股本并不是通过增加股东或劝募股东增加股本而来，而是民生公司将历年以来的公积金、各种准备金（包括防险准备金和特别准备金等）等通过11年不断积累而来的280余万资金中的一部分直接转化成了股本，也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才能一下使得民生公司的股本骤然翻了一倍以上。“……略谓公司资产至去年底截止，已达九百八十余万元（本年度已超过一千余万元）……遂由百六十万元股本增为三百五十万元，该公司一日之进步，乃超过十一年来之成绩。盖过去十一年之结果，仅收足股本一百六十万元，而一日讨论，遂收足三百五十万元……”[6]又有截至1937年，“民生公司资产总额为12156852元，股本总额3500000元……”[7]从这几处可以展现出民生公司在1937年关于整体股本和资产的真实情况。故而“五月版”纪念刊里也确实有必要修改“三月版”里的数据，更遑论“三月版”里几处数据还有不统一之故。

　　还有关于“汉口办事处”和“汉口分公司”的不同说法，除了在《本公司大事记略》里，后文《民生公司总分各部所在地》表里也不一样。“三月版”里表述是“汉口办事处”，“五月版”里则表述为“汉口分公司”。民生公司汉口办事处是1932年5月6日在汉口成立的，当时是为了服务即将开办的重庆到宜昌的航线。而汉口分公司的具体成立时间，笔者尚未查到准确的数据，但据《民生实业公司简讯》1937年1月11日版所记述，“卢总经理十一日乘巨型机飞京，临行前召集公司全体人员……关于汉公司重大问题……以汉公司处长江之中心……”可知，至少到1937年1月，汉口办事处已扩大升至分公司级别。所以至少此处，“五月版”记述应该更为准确。

　　《本公司大事纪略》里，还有一非常重要之处，存在完全不同的两种说法。那段记述的是民生公司的缘起，“三月版”记述发起人会议“暂定股本为二万元”，“五月版”则记述的是五万元。这两组数据，究竟谁对谁错？根据1935年3月1日所刊行的民生公司刊物《新世界》第65期所载《民生实业公司大事记》，“民国十四年十月十一日（阴历八月廿四日）本公司假四川合川县通俗教育馆开发起人会议。到会者：卢作孚，刘勃然，陈念荪，周尚琼，黄云龙，陈伯遵，彭瑞成，赵瑞清，余文舫，张程远，卢志林，刘润生等，公推卢作孚为筹备主任，出纳为张程远君。并暂定股本为五万元，由各发起人负责分头劝募。每股定为五百元，分四次缴纳。”[8]又有截至1926年底，“民生公司股本总额为49049元，资产总额为77515元。”[9]可知，“五月版”所述是相对更准确的。

    “三月版”里还有一段关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六月十日本公司开创立会于重庆……主席请各股东投票选举董事监察人，董事郑东琴、何北衡、连雅各、赵伯符、杨伯皋、石荣廷、耿布诚、李佐承、黄云龙、郑璧成、张公权、王伯安、彭瑞成、康心如、刘应生、左德范、田习之君得权多数当选为董事，监察人余文舫、王辅廷、周纯钦、周尚琼、李芸根、赵资生、任望南、刘航琛君得权多数当选为监察人……”的描述，而“五月版”对应此处，则完全不同，“民国十五年六月十日本公司开创立会于合川……主席请各股东投票选举董事监察人，经选结果，揭晓如下：董事长石璧轩，董事彭瑞成、刘勃然、余文舫、李云根、赵伯冕、左幼纯、喻瑶禄，监察姚益之、陈以勤、罗惠风、周尚琼……”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是可信的呢？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张守广教授在其著作《卢作孚年谱长编》里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惟当选董事中张嘉璈（张公权）居然赫然在列，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卢作孚与张嘉璈相识，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杜重远到上海和重庆之后居中联络促成的，1926年6月张嘉璈就成为民生公司董事是完全不可能的。谜底在台湾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1934年1月民生公司办理登记注册的文件。在这些文件中，确实有一份《照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会决议录》，内载创立会于1926年6月10日在重庆举行，列名其中的公司董事有17人，包括张嘉璈、连雅各、郑璧成等人，显然，这不是1926年6月10日开会的记录，而是专门为办理登记而特意准备的材料……”[10]

　　笔者认为张守广教授的质疑和考证是正确的，特别是发现了“五月版”的说法之后，更加佐证了相关情况。而“五月版”的出现，也应该为张守广教授解开了当时的疑惑。另有，四川大学熊甫教授于1986年第4期的《长航史志通讯》里所写的《关于民生公司“1926年6月10日在重庆成立”的质疑》一文，以及武汉大学代鲁教授于1991年第3期《中国水运史研究》里所写的《民生公司创始时期几个问题的商榷》一文，早已对“三月版”里所记述的产生了质疑和考证。熊甫教授在文中援引了长江航务管理局档案中心所藏民生公司的档案，“1933年7月24日，由会计师谢霖代办的民生公司呈四川省建设厅的《声（申）请登记文件稿》中说民生公司‘只以程序未明，迟于声请登记，伏读实业部商字第15461号训令内已经成立之公司，尚未呈请登记者，统限于民国二十二年六月三十日以前一律依法呈请登记等因，窃以限期迫近，成渝交通不便，邮递费时，深恐逾越期限，有所末合，爰即备具各项文件，于本年六月二十二日径行呈请实业部核准登记。’附呈文件中有《照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会决议录》二份……董事：郑东琴、何北衡、连雅各、赵伯符、杨伯皋、石荣廷、耿布诚、李佐承、黄云龙、郑璧成、张公权、王伯安、彭瑞成、康心如、刘应（润）生、左德范、田习之君得权多数当选为董事……民国十五年六月十日开会于重庆”。[11]虽然该档案内容与“三月版”纪念刊里《本公司大事纪略》内容一致，但熊甫教授依据“在谢霖代办申请登记文件稿中，虽也含含糊糊地说上报董事监察人为1933年4月10日股东会选出，但照抄创立会决议记录，明明写的是1926年6月10日的创立会记录，且该申请登记文件中还专门附有《照抄董事、监察人调查报告书二份》。”[12]故得出创立会决议录中所列的董事、监察人是由1933年4月10日股东会产生的，恰好证明了该创立会议决录是不真实的。代鲁教授则援引长江航务管理局档案中心所藏民生公司档案，“民生轮船局分呈合川、巴县文”，那是1926年6月12日，民生公司分呈合川与巴县两县政公署的注册备案呈文，称“窃公司于去年发起以来，由发起人开会议决股本总额及着手经营之事业……复经召开创立会，选定董事及监察人，正式成立公司，着手经营各种事业。”且该呈文在“应行呈报各事项下，列明成立日期十五年六月一日。”[13]质疑1926年6月10日这个创立日期。对于“三月版”中提及“开创立会于重庆”这点，代鲁教授更是与熊甫教授想法一致，熊甫教授认为，“从当时的客观情况来看，在合川发起的民生公司，要在重庆来召开成立大会，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何况民生公司*早股东大都是合川人。民生公司创业时经济十分困难，卢作孚去上海的路费也要自筹，哪还有能力把股东都接到重庆来开会呢？再说，1926年的民生公司，在重庆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当时的卢作孚个人影响也极为有限，公司在重庆连办事处也没有一间，哪还能在重庆大张旗鼓地租借会议场所召开成立大会？”[14]代鲁教授同意熊甫教授的说法，“……在此期间，于10日召开创立会，当系顺乎事势之举，而会议地点就近选在合川而无需远涉重庆，自然又系在情理之中的事。”[15]但对于1926年6月10日开会这个时间点，代鲁教授则与熊甫教授的想法有异，不赞成熊甫教授因谢霖会计师作伪议决记录，而全盘否定“三月版”所记述的这段内容。

　　而“五月版”则表述“开创立会于合川……”这下诸多疑团便释然了。关于董事、监察及董事长人选，两个版本纪念刊各自所表述的内容，笔者又在《民生公司史》里发现一张表格，“**行豁然可见石璧轩于1926年当选董事长的记录”。[16]石璧轩到底是何人，为何能当选民生公司**届董事会的董事长？应该不少人会有此疑问，只可惜截至目前，笔者并没有能够找到石璧轩的完整履历。但根据“民国元年办理省议会，知州罗必传出示开办选举，列榜通知各镇各乡列姓列名。城厢选民一千九百七十名，龙鼎镇选民一千二百六十一名，永清镇选民二千七百二十二名，泰安镇选民三千一百六十七名，鹤鸣镇选民二千七百一十六名，三才镇选民一千肆佰五十名，龙涞镇选民二千零三十四名……其选举如式，所选之人皆合资格，尚不致有品行悖谬、营私武断之徒滥厕其列，如告诫云云。（民国）八年复奉省令，与行省议员选举，是时匪风未靖，民不安枕，县知事吴国锖遵令定于三月二十五日开票。据县署选民册籍……当时被选之人有：周玉成、刘焕坤、荀永祥、石璧轩、梁承宋，张逵、李秉刚、左尚勤、赵壁光、魏小音……唐少虞三十名。重庆复选以张森楷、王承勋当选入省议会。”[17]大致可以推断出他应该是当时合川县拥有一定名望的士绅了。

    另有，“董事会人选在1926——1936年，系清一色元老派。**届董事为石壁（璧）轩、彭瑞成、刘勃然、余文舫、李云根、赵伯冕、周纯钦。董事长是喻伯录、石壁（璧）轩。” [18]此乃民生公司职员黄绍洲的回忆文字，因其父亲为民生公司发起人兼创始协理之一的黄云龙，想必对于民生公司创始时期的旧事应该比较熟悉，其回忆应该具一定真实性，也可见石璧轩其人并不是作伪杜撰而来。

　　《民生公司史》里另有，“耿布诚于1927年至1929年，连续三年当选董事长的记录”。[19]而“三月版”记载，“民国十六年（1927年）第二届股东大会开会，公推耿心开为董事长，陈念荪，梁朗清，郑璧成，刘润生，周惠生，李佐臣为董事。李熙宇，王显名，胡南先，余文舫，郑东琴为监察。”“五月版”则记述，“民国十六年（1927年）第二届股东大会开会，公推耿布诚为董事长，陈念荪，梁朗清，郑璧成，刘润生，周惠生，李佐臣为董事。李熙宇，王显名，胡南先，余文舫，郑东琴为监察。”从这里看两版的差异，应当是“三月版”笔误，“五月版”修正了过来。以上这些情况，更加说明了“五月版”的相关记述更合理且准确。

　　其实代鲁教授早在武汉大学经济系整理长江航务管理局档案中心所藏民生公司档案时，已经发现有两个版本的《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因“三月版”印刷在前，且在社会上流传更广，更广为人知。而“五月版”则印刷在后，可能数量不多，流传不广，代鲁教授便称“五月版”为民生公司存档版本。代鲁教授在他的《民生公司创始时期几个问题的商榷》一文中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本文就不再赘述了。

　　当然也有两版本记述相同，另有不同数据的情况。如民生公司第四届股东大会，两版本均记载，“民国十八年（1929年）第四届股东大会开会，公推耿布诚为董事长，陈念荪，梁朗清，郑璧成，刘润生，周惠生，李佐成（臣）为董事。余文舫，陈若愚，刘放皆，郑东琴为监察。”但在另外一篇标题为《民生公司选出董事》的报道里却记述了另外一种说法，“合川民生公司日前开股东会，已选出两李佐臣（一住城，一住乡）及周尚琼，胡绶岩，耿布诚，郑璧成七人为董事。耿布诚被选为董事长。又选出余文舫，陈若愚，华巨卿，郑东琴为监察员。去年公司红利一万两千元。现有资本十五万元，但公司资产已可值银二十八万元。”[20]这些人员的不同记述，对于研究民生公司早期发展有着不小的影响，所以需要民生公司的档案前来佐证，奈何民生公司早期档案不全，且也有类似的多种说法，这便使得真相更加扑朔迷离起来。

三、其他方面的差异

　　笔者还在两个版本的编辑委员会成员里看到了不同之处。“三月版”的编委会成员里有民生公司总务处人事股襄理兼主任甘南引的名字，而“五月版”则换成了会计处船账股襄理兼主任张昌培。究其原因，笔者猜想应该是甘南引于1937年2月26日不幸病逝于公差之中。因该纪念刊后面还附录有民生公司的总分各部主干人员姓名职务表，现甘南引已经去世，其所任公职必然会有人履新，且该纪念刊也有让公司同人及社会大众知晓民生公司各部主干人员之故，所以在“五月版”里，总分各部主干人员姓名职务表那里，总务处人事股襄理兼主任已经由原船务处燃料股襄理兼主任何欣初调任，船务处燃料股副主任蒋伯衡代理何欣初原有职务，而蒋伯衡此人在“三月版”里是没有任何提及的。“三月版”在总公司统计股主任雷辑辉和人事管理委员会、编审委员会常务委员赖彦于之间是总稽核张佑贤，而“五月版”的这个位置却由总工程师王平轩替代。“三月版”里上海分公司业务股和会计股襄理兼主任均为杨成质，而在“五月版”里，上海分公司会计股主任就变成了陆鸣庭。“三月版”的表里还列出了长沙办事处，这个明显就是错误的，根本不符合史实，民生公司从来没有设立过长沙办事处这一机构。而且“三月版”此处，还在“长沙”旁边印刻了“沙市”二字，感觉像是对这一错误的修改。“五月版”则在此处列出的是沙市办事处，并且两个版本的办事处主任均为高伯琛，而史料里当时沙市办事处的主任确实是高伯琛。“三月版”里万县办事处经理为陈国光，“五月版”里则为刘润生。因为“三月版”里，刘润生还在民本轮上任轮船经理，而“五月版”民本轮经理已经变为谢萨生了，这里可以看出或许是时间的差异，才产生了人事的调动。主干人员姓名职务表还有好几处调整，因为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除了以上内容的差异外，还有一处介绍轮船的表格差异非常显眼。“三月版”轮船表格中只记述了各轮船经理的姓名，而“五月版”里不仅增添了各轮船船长的姓名，且将船长排位在经理之前，这是否有提高船长地位的意味？要知道，民生公司早期的轮船制度改革在船上的执行者就是轮船经理，当时他们的地位那是相当高的，而船长和领江（引水）等基本仅负责驾驶上的事情，不太涉及轮船其他事务，而轮机长等更是只管机舱动力的事情。这就有那么一点中国古代传统“重文抑武”的味道，而当时的变化，是否表示民生公司准备进一步深化改革，开始“重将权”了？这方面倒是引发了新的思考，以后或许可以再深度探究一下。

四、结语

　　通过《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两个版本的粗略对比，确实发现了两个版本存在某些关键点的差异。有些可以确认是“五月版”在“三月版”基础上，因为编写错误和现实情况发生改变的更正和补充；也有一些是无法确认到底哪一个版本表述是正确的情况。

　　由于《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在民生公司档案没有公开的情况下，详细记述了民生公司早期的历史和发展脉络，对于广大学者研究民生公司有着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那么搞清楚该纪念刊两个版本的存在和差异，就显得越发的重要。同时，两个版本纪念刊里的不同记述和其他资料的不同记述对于研究民生公司早期发展的相关情况亦是非常有帮助的，也利于研究者厘清同一时间不同史料记述的歧义和矛盾，在重叠与缝隙中探寻历史的真相。

参考文献：

[1]江昌绪.编后，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编辑委员会.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M].上海：中华书局.1937:293.

[2]本公司十一届股东大会纪录，张从吾.新世界[J]第90，91期合刊.重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36.3.

[3][4][5]十二届股东大会纪录，张从吾.新世界[J]第10卷第7期.重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37.4.

[6]民生公司开股东大会，张润苍.四川经济月刊[J]第7卷第5、6期合刊.重庆：四川省银行经济调查室.1937.6.

[7][9]长航档案中心所藏民生公司档案永久卷105，财务、人事，转引自凌耀伦.民生公司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10.

[8]民生实业公司大事记，张从吾.新世界[J]第65期.重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35.2.

[10]张守广.卢作孚年谱长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3:107.

[11][12]熊甫. 关于民生公司“1926年6月10日在重庆成立”的质疑，长航史志通讯编辑部.长航史志通讯. [J]总第15期.武汉：长江航运史编辑室.1986.8.

[13]长航档案中心所藏民生公司档案，公司分呈合川、巴县文，1926年6月12日，转引自代鲁. 民生公司创始时期几个问题的商榷，水运工程编辑部.中国水运史研究. [J]总第15期.北京：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1991.8.

[14]熊甫. 关于民生公司“1926年6月10日在重庆成立”的质疑，长航史志通讯编辑部.长航史志通讯. [J]总第15期.武汉：长江航运史编辑室.1986.8.

[15]代鲁. 民生公司创始时期几个问题的商榷，水运工程编辑部.中国水运史研究. [J]总第15期.北京：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1991.8.

[16][19]长航档案中心所藏民生公司档案，财163卷和长航档案中心所编《长航档案资料汇编》《民生公司历届股东名单》,转引自凌耀伦.民生公司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10.

[17]张森楷等合川县编修县志委员会.民国新修合川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7.7：962.

[18]黄绍洲.卢作孚与民生公司，周永林、凌耀伦.卢作孚追思录[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244.

[20]民生公司选出董事，卢作孚.嘉陵江[N].四川巴县北碚：嘉陵江报社.1929.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