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研究刊物
抗战内迁北碚的中央地质调查所与中国西部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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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内迁北碚的中央地质调查所与中国西部科学院
上传时间: 2022-04-12 17:04:46     作者: 侯江     来源: 抗战内迁北碚的中央地质调查所与中国西部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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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中央地质调查所为避战乱,向西撤迁。193711月从南京撤退,12月到长沙,19387月从长沙内迁重庆,1938年秋到渝,并在滇、桂两省设办事处,1939年春在北碚建成办公楼,开始了战时相对稳定的科学工作,调查矿产、土壤、古生物,倾注全力于西南资源的研究,成为战时国内矿产资源调查研究中心。地调所能在纷乱的战时安定下来,直接得益于中国西部科学院。在“中国**个名符其实的科研机构”继续研究工作,使地质学这门中国近代率先兴起、成就*大的自然科学的科研血脉得以传承,并与其他内迁北碚的科研单位一起,形成科学事业中心,共同构成战时内地科学之大观。

1    辗转数地搬迁,落脚北碚惠宇

北碚在重庆市区西北,地处江北、巴县、璧山、合川41交界,水陆通达,交通便利,自然条件、地理条件优良。19377月,抗战发生,北碚划为迁建区,战区机关相继西迁,纷至沓来,遍及八镇。有学校、研究机关、工厂和其他机关,以学校和学术机关尤为众多。仅在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惠宇及其附近地区,就有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多家单位。

193711月中旬,国民政府命令各机关迁移。地质调查所仓促奉令,全部动员,于16-183天内,将图书馆、陈列馆、各办公室、化学试验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昼夜赶工装箱,于18日将202个已装箱件运赴南京下关。南京旋告紧急,代所长黄汲清组织地调所内迁武汉。长江航运吃紧,地调所紧急装箱的202箱重要书刊积压下关码头难以启运。黄汲清求助于当时兼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翁文灏找到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卢作孚商洽,使其迅速装船,12月全部运抵长沙。19387月,武汉告急,地调所再次搬迁,先落脚在重庆市内,后因避免空袭,再度搬迁,*后落脚北碚,书刊、仪器暂时存放在中国西部科学院和其下属机构兼善中学内。

地调所的内迁是奉1937年国民政府各机关迁移命令行事,而黄汲清选择北碚,则完全出于卢作孚与其胞弟——北碚行政长官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区长卢子英的热情邀请。“回忆两年前各机关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迁来北碚,并蒙假惠宇房舍以办公,复借予地皮使建新屋。”1940518日黄汲清致卢作孚的信函中谈及此事。

  对于地调所,卢作孚早有所见识和佩服,并一直保持密切联系。1930年为筹建中国西部科学院而进行的华东、华北以及东北的组团考察活动中,在参观了地调所后他对丁文江说:“我们觉得南北走了一周,难得看出显有成绩的事业,地质调查所总算显有成绩了”。193112日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兼善中学召开**次筹备会议,就把中央研究院、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科学社、地质调查所、美国芝加哥博物院、瑞典博物院等学术研究机关列为其联络事业。

  鉴于多年的交往与支持,卢作孚对他所敬重的地调所倾力相助,借出西部科学院办公楼作地质调查所办公场所,同时又在西部科学院院内借予地皮新建办公大楼,1939年初速建办公楼,同年春建成。磨片车间在靠江边的一排平房内。图书馆则建在距北碚1km的鱼塘湾。建筑新图书馆,是为图书仪器安全起见,并因新建大厦(指办公楼)不敷应用,特于北碚近郊青岗坡地方建一新楼,下层为图书陈列及阅览室,上层为土壤研究室及古生物研究室,1939年开建,1940年建成。1938年成立的昆明办事处因滇越边界时局日紧,194010月起取消并入北碚总所,重要标本、图书、仪器和大部分工作人员迁碚,在天生桥租一小楼,为第三办公处,计房屋六大间,楼上为新生代研究室和宿舍,楼下为化学试验室。

  此时虽远不及北京时期、南京时期那种良好的、国内一流的办公环境,然而,从所设置的**办公处(惠宇)、第二办公处(鱼塘湾)和第三办公处(天生桥)来看,在战时的状况下,还是有些规模的。

  关于迁址,在秦馨菱的回忆中是这样叙述的:“1938年又迁往重庆复兴观巷与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合署办公。1939年春又从重庆城内迁往北碚在惠宇旁自建的新大楼内”。迁渝办公时间是818日,详细地址重庆小樑子复兴观巷5号。

  地调所在北碚的时间为19387-19461月。在碚终止时间1月,应是根据国民政府公布该所新组织条例时间121日而来。

  19381月,实业部改为经济部,地调所改隶经济部,更名“经济部地质调查所”。后来,为与河南、湖南、两广等省相继成立的地质调查所区别,1941年夏开始使用“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名称。

  地调所有正副所长各一人,分地质调查室、矿物岩石研究室、古生物研究室、地质采矿研究室、测绘室、土壤研究室、化验室、陈列馆、图书馆以及文书、会计、庶务、人事等室(见杨家骆主编《北碚志稿》(二)(1945年)“迁建志”,北碚,1980年油印本)。

  1946年春,由李善邦、熊毅、韩文蔚主持还都事宜,在渝人员开始分批返还。“三十五年……四月底各区工作先后完结……野外工作完成不久,政府即明令迁都,所中图籍,均已装箱待运,所中同仁,亦急欲东下”。6月,李春昱所长率文书人员来南京,正式在南京办公。到9月初,除韩文蔚等数人仍留在渝办理结束事项外,大部分人员先后到南京,图书、仪器、标本、案卷等因交通运输困难,运到350箱,约占全数的2/5

  对于此次内迁,代所长尹赞勋在19411214日地调所25周年纪念会上的工作近况报告中这样提到:“黄汲清先生受命于抗战之初,于艰苦之中,领导同人继续工作,迄无间断,又将大批图书标本仪器材料,一再迁运,而达后方较为安全之地带,厥功甚伟。”的确,因之地调所才得以在国难严重时期安身立命,不但老的机关还能维持,而且有不少新的机关相继成立,20年来地质界的心血得以保存,科研工作的延续性得以保持,并继续发挥其在地质科学上举足轻重的作用。

2    调查科研合作,交往联系密切

2调查科研合作

地质调查所与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合作,在内迁之前,多是由地调所主持,西部科学院派员参与,进行四川及其周边省区为主的西部地区的地质、石油等自然状况和自然资源调查,以及地质图的编制等科研活动。内迁之后,则由西部科学院发起,邀请地调所共同完成。

  1931年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尚未成立之前,西部科学院即派员同北平地质调查所特派调查员,在四川西部及西康东部调查地质。1931年地调所到松潘等地调查地质的是谭锡畴、李春昱。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颇注意四川建设,曾几度派专员来川考察。1935年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又派人来川调查石油,西部科学院特派地质研究所主任常隆庆(兆麟)一同前往资中、自流井等处,作详细观察,每处至少须逗留一二月。

  在由地质调查所承担的中国本部地质图编制工作中,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参与其中。成立于1936年、由地调所所长翁文灏兼任主任、黄汲清任副主任的中国地质图编篡委员会,计划在3年内完成怀宁南昌幅、上海杭县幅、长安洛阳幅、长沙万县幅、桂林湘潭幅、贵阳昆明幅和西宁酒泉幅等71100万地质图幅,并命名29幅以待将来编制,其中的长沙万县幅由田奇瓗、谢家荣、西部科学院一人组成,贵阳昆明幅由黄汲清、谭锡铸、李春昱、西部科学院一人组成。又计划从速编制几个重要区域1100万地质图,其中成都巴县幅由黄汲清、谭锡铸、李春昱负责,并加入西部科学院一人。此项计划由于战争的影响延至抗战胜利后继续进行。

  1939年和1940年,西部科学院理化研究所接受地质调查所委托,进行四川各地的盐水化验。

  19422月,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常隆庆等与中央地质调查所李善邦、秦馨菱等,再次探测攀枝花铁矿。后由常隆庆主笔完成《攀枝花磁铁矿探测调查》。

  1943年,中国西部科学院联络中央地质调查所等10余家科研机构在北碚文星湾惠宇筹建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即中国西部博物馆)。

  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的早期地质调查研究成果,为后来该地区的地质科研工作打下基础。无疑,文章被引用可以证明其学术价值,地调所研究人员的论著中引用到了这些成果。如,19334月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印行的常隆庆著《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丛刊  **号,重庆南川间地质志》被地调所章鸿钊所著《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动期之检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一文引用,并被王钰著《关于半河系》参考。常隆庆1937年著《宁属七县(现西昌地区)地质矿产》(四川省建设厅出版的四川资源调查报告之一)被地调所李春昱的《四川运动及其在中国之分布》一文引用。19338月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印行的常隆庆、罗正远著《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丛刊  **卷,第二号,四川嘉陵江三峡地质志》被地调所王朝钧、关佐蜀、靳毓贵、李耀曾执笔的《北碚地质志》引用,并被李春昱《雅安期与江北期砾石层之生成》参考。

2卢作孚对地调所的帮助

  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卢作孚对于抗战内迁北碚的地调所以及其他一些科研机构,给予了许多实际的帮助。除迁来之初的提供房舍安顿、提供地皮建房,到迁来后保证正常运转的具体事项,可从1940年黄汲清与卢作孚的往来信函中略见一斑。

  1940518日黄汲清就大明染织厂停供惠宇各机关电力一事向卢作孚致函,恳请卢作孚劝告大明厂主持人继续供电,设法维持惠宇各机关用电:

  作孚先生大鉴:

  在渝两次趋谒,未获晤面,至怅惘。

  兹有一事欲为先生陈述者:爰北碚敝所办公室及惠宇各机关所用电力,一向由大明染织厂供给,至为便利。乃自本月一日起,该厂即实行停止供电,所持理由为奉命增加生产,电力不足,该厂并嘱惠宇各机关及敝所向北碚公共电厂接洽用电,以为补救之计。各机关闻讯之下,深同诧异,乃由工业试验所顾所长毓瑔及清向该厂交涉,请其继续供电。当与该厂主持人查、谢二君商讨良久,卒不得要领。清等以北碚各种建设事业或由先生所提倡,或为先生所主持,而大明染织厂之组织亦由先生担任董事长,故谨代表敝所及惠宇各机关呼吁于先生之前。

  查惠宇各机关所需电力每月不过一百二十度,为量甚微,而需用则甚迫切。除夜间电灯外,西部科学院及中央工业实验所均需要电力以供化学分析之用,今若停止供电,其影响所及必甚重大。回忆两年前各机关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迁来北碚,并蒙假惠宇房舍以办公,复借予地皮使建新屋,时至今日惠宇一带已形成科学事业中心,外人且有北碚为中国战时科学中心之说。今者吾人所需之自来水既被大明厂停供于前,必需之少数电力又被停供于后,科学中心势将瓦解。先生向来热心科学事业,自不忍此种现象之发生,况西部科学院为先生所手创,更不忍使其正常工作有停顿之虞。

  至大明厂方面所持理由为电力不足,而按之实际则并不如是。查该厂内装安电灯不下数百,工人宿舍内电灯亦不下数十,均彻夜照耀,辉煌灿烂不关闭,若电力果感不足,何以不节省浪费。近闻该厂与江苏医学院定约,自本月份起供给该院制药用电每月二百余度,而以该厂员工赴该院免费诊病为交换条件,此益证该厂电力充裕,乃厚于江苏医学院而薄于惠宇各机关,其故殊不解也。至北碚公共电力厂电力甚微,供给北碚市面已感不敷,且近来北碚新兴事业甚多,如兼善公寓,如亚洲饭店等,均赖公共电力厂供电,是其供给市面用电已应接不暇,自无余力供给惠宇各机关,而惠宇各机关之用电除仰给于大明染织厂外,别无办法。

  为此敬恳先生设法维持,劝告大明厂主持人继续供电,则公私感激无涯矣。专此。

  敬颂

勋祺!

黄汲清  顿首

五月十八日

  对于518日黄汲清信中所反映的事情,卢作孚及时作了调查并作建议找卢子英帮助。1940527日卢作孚复黄汲清函:

  汲清先生:

  五月十八日惠书奉悉。“大明”奉令增加生产,收回厂外供电,以致无法再供惠宇用电,殊为遗憾。科学研究与增加生产极应同时并重,以应抗战需要。惠宇所需电力已另商北碚区署设法停一部分市场用电,挪以救济惠宇之各事业,请先生就近洽商子英帮助。至该厂内部用灯,亦应节省,已提起厂中注意。至与江苏医学院定约供电一节,据厂中负责人言,系该院少数用电设备供装厂中,而以优待职工诊病为答谢,对该院内部用灯并未供给,等语。特并复闻。

  敬祝

健康!

    卢作孚

五月廿七日

  黄汲清为开展科研工作,曾向时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卢作孚函索资料,如川滇、滇缅两路路线图等,卢作孚皆及时安排搜集,尽力帮助查找,在交通部重庆的案卷表册中没有的,又电告昆明叙昆及滇缅两铁路工程局代为查找。

  1940223日,卢作孚致黄汲清函:

  汲清先生:

  顷接本部路政司吴绍曾君函称“昨经济部地质调查所金耀华君来司交下钧座介绍函一件,敬悉一是。地质调查所函索之资料,前已着手搜集,惟以需要者甚为广泛复杂,而本部在渝所有之案卷表册等项亦不完备,搜集颇感困难,是以迄未完峻,已将此情面告金君,俟搜齐后,当即送达”等语。特此函达,请烦察照。

  并颂

时祺!

  卢作孚

二月廿三日

  1940103日,卢作孚致黄汲清函:

  汲清仁兄惠鉴:

  顷展九月二十二日手书,敬悉一是。瞩寄川滇、滇缅两路路线图一节,查该项路线图部中现无余存,经已电昆明叙昆及滇缅两铁路工程局迳行检寄,希届时查收为荷。专复。

  即颂

公绥!

  卢作孚  拜启

  十月三日

2地调所对西部科学院的支持

  我国西部幅员广大,四川及其邻近地区,如云、贵、陕、甘、西康各省,在西部占有重要地位,而富含矿藏。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对于该区域的考察与研究,责任重大,且必须依赖先进的学术机关的指导与援助。

  地调所对西部科学院就多有支持。1930年夏在上海成立中国西部科学院筹备处,实业部地调所所长翁文灏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人黄炎培、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科学家丁文江、秉志(农三)等都表示大力支持,为筹备中的西部科学院交换标本、介绍人才。地调所在西部科学院建立初期及以后亦进行过经济援助。西部科学院下属的地质研究所,从1932年成立开始就与地质调查所合作,接受其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援。

  1930年入地调所的常隆庆1932年离所,任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主任。1949年地调所研究员黄汲清受聘为中国西部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在习见文献所载黄汲清简历中,找不到黄汲清任职中国西部科学院的记录。近一两年来,笔者接触到一些原始档案,其间的些许记录载明了黄汲清19498月任职中国西部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在1950422日的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西部博物馆人员名册中记载:黄汲清,男,46岁,四川仁寿人,特约研究员,大学毕业,现任西南地质调查所所长。

  在此件中还不能断定黄汲清到底是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特约研究员,还是中国西部博物馆的特约研究员。而在同年北碚行政管理处制重庆市人民政府原政权人员简明登记表中则明确了黄汲清的身份——中国西部科学院特约研究员。此件中载:黄汲清,男,46岁,技术人员,地主,四川仁寿人,留学(理学博士),中国西部科学院特约研究员,19498月任职, 曾留学瑞士,得理学博士。

  黄汲清,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特约研究员的身份,在《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西部博物馆移交清册**册》(共拾册)中再次得到印证。19503月“中国西部科学院员工名册”中记载:特约研究员,黄汲清,,46,四川仁寿人,19498月到职,大学毕业,现奉派主持筹备西南地质调查所。

  附注:黄汲清(1904-1995),四川省仁寿县人。构造地质、大地构造、地层学和石油地质学家。1928年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获理学士学位。19327月赴瑞士伯尔尼大学留学,次年入浓霞台大学地质系,1935年获理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央地质调查所简任技正,兼任北京大学、中央大学教授,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19483月中央研究院数理组院士。1955年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19498月任职中国西部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另附:黄汲清姓名变更。黄汲清,原名德淦。1937年,在《地质论评》第2卷第3期中有一姓名启事:“黄汲清启事,鄙人现在只有一个名字,黄汲清,德淦一名,久已废弃不用,深望朋友们不要再把它复活起来。”

内迁西部腹地,意义作用巨大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的近10年时间里,中国出现了一个科学文化繁荣时期。西部内地的科学发展史,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中国的近现代科学发展史相吻合,经历了前期科学引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宣传之后“科学”观念的确立,到现代科学的重大发展。而在20世纪40年代,因战争原因,全国科研普遍受挫,西部内地却因祸得福,独树一帜。国家为了保存科技文化力量和方便行使科技文化管理职能,迁建大批科学、文化、教育等机构到西部内地,这一举措,使得这个地区的科学文化教育异常兴盛起来。

3内迁,改变了中国科技的空间分布

  科学发展的时空分布受历史、文化、政治、经济、自然等等因素影响。抗战即是一个显著的因政治原因而改变了近现代中国科技的时空分布的典型案例。抗战时期,中国的科技格局发生变化,科技中心发生了转移。重庆、昆明、成都等地成为中国科技的战时主要分布区,而重庆作为战时中国的陪都,政府各部门、中央各主要科研机关、重点大专院校等纷纷聚集于此,从而使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科技力量*密集的城市和科技中心。在中央地质调查所迁碚期间,一批中央研究机构因同地调所一样,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直接帮助下先后内迁北碚。分布在中国西部科学院惠宇的有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动植物研究所1944年分开,植物所在金刚碑)、中国科学社及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与惠宇紧邻的杜家街分布有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等,其他院所如在水井湾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状元碑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后峰岩的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天生桥的农林部中央农业试验所、苏医村的热带病研究所、新村8号的中国预防医学研究所、北温泉的陆军制药研究所以及在北碚的中国哲学研究所和中央航空委员会油料研究所等,“时至今日惠宇一带已形成科学事业中心,外人且有北碚为中国战时科学中心之说”。抗战胜利后,虽然大部分科研机关、高等院校回迁原地,但对我国科学技术的空间分布的影响仍然存在。

3内迁,又是一次科学的本土化过程

  卢作孚早年主动走出去、请进来,有意识地推行科学本土化,是一种文化自觉,其*终目标是为当地现实的经济文化服务。抗战时期,科研机构避祸而来,为适应当时所处环境的变化而把研究对象集中在西部地区,并从纯粹理论研究转向更多地服务于当地的实用研究,自然而然进行科学的本土化。这些科研院所内迁后不但倾力于本职工作,并积极参与到地方经济文化的建设中,如受北碚管理局委托编修北碚志,就有多家单位参与,他们是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国地理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等。

  作为国家级的学术研究机构,地调所在人才储备、科研力量、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方面在国内堪称一流。地调所到碚研究人员,使内地拥有一批宝贵的高级研究人才。科学家群体在忧思国家民族的命运之时,以一种务实的姿态,坚守书斋,积极作为,除进行本身的研究工作以外,一些还直接加入到当地的研究机关、高校以及工厂等,领衔或参与当地地质等研究工作。如:王炳章20世纪40年代曾在四川地质调查所工作;俞建章1936年回国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侯德封1937-1945年在四川地质调查所工作,后任所长,兼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杨钟健曾在重庆大学兼职任教;李春昱曾兼职于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1938年离开地调所,出任四川地质调查所所长;黄汲清兼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教授;方俊1943年在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金开英1938年随同沁园燃料研究室一同转到重庆动力油料厂。202箱图书馆、陈列馆、各办公室、化学试验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运往北碚,充实了基础设施和研究材料。即使抗战胜利后回迁原地,但移赠房舍、部分标本等仍然继续发挥作用。中央地质调查所**办公楼(现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内的地质大楼)1946年移交给中国西部博物馆。另外,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在碚的房舍也移交给中国西部博物馆。

3内迁,形成西部内地科研文化高潮

  卢作孚1930年创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开创之初,即为西部内地一面科学的领军旗帜。后因经费等原因,生物、农林、地质研究所相继停办,到抗战时仅存理化研究所。然而,卢作孚对科学的热情并未削减。卢作孚“向来热心科学事业”(黄汲清),在纷乱的时局里,为知识群体安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用中国西部科学院这块物质平台,搭建起内迁科研机构的避风港,使内迁机构研究工作的连贯性得到保障,传承了科学文化的精、气、神。在国土沦陷的危难之时,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研究机构,在大后方坚持科研工作,进行“科学救国”。意虽不在改造当地相对落后的科学文化状况,而实际上先进的科学思维、方法、人才、体制等,带动和提升了西部地区科学文化的进步,出现空前的繁荣。中国大部分顶级科研机构内迁重庆、北碚,形成较为完整的科研体系,地质、生物、农林、工矿、医药、地理、物理、心理等等。内迁给迁入区的科研活动补充了新鲜血液,改善了迁入地区的科研条件,加强了科研力量,改变了科学技术在全国分布不均衡的局面,相对平衡了中国的科技分布。内迁科研机构的学术进程,与卢作孚一直以来在当地所探寻的现代化、科学化的过程相一致,成为抗战时期以北碚为代表的西部内地近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主线,所从事的工作实践、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使内地认识自然现象和规律的知识体系变得丰富起来。外来的先进文化繁荣了当地科研文化状况,呈现出全新的局面,形成西部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科研文化高潮。

4     

  抗战时期,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科研院所的内迁,是一次“科学内迁”,是中国的自然科学事业,尤其是内地科学研究事业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发展阶段。科研机构、科技人员、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纷纷转移至大后方,使战争的损失尽量减少,为在大后方继续科研工作以及为战后科研工作的开展,保存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民族科学的血脉得到保存。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无私援助,又为其增加了可靠的物质保障,通过西部科学院的联线携手以及各科研院所的共同努力,各种科研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既改善了内地科研基础条件,又促进了区域内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开放共享。全国各科研机构云集大后方,形成内地较为完整的科研体系,内迁科研院所之间更为密切地合作交流,并且与当地社会经济建设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合作更为广泛,在内地形成互为补充、相互结合的科技平台,改善了中国科技资源分布的格局。内迁院所在原有的科研基础上,根据战时需要,调整研究重心于应用科学,注重实地科学调查,获得大量西部地区**手资料和标本,充实了该地区的学科研究。内迁给内地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带动了内地科研实力的提升,推动了战时大后方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作者简介:

侯江(1968  ),女,四川宜宾人,重庆自然博物馆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博物馆学研究。

(原载《地质学刊》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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