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研究刊物
张森楷与卢作孚的深厚师生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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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森楷与卢作孚的深厚师生情谊
上传时间: 2020-07-16 16:17:58     作者: 刘重来     来源: 张森楷与卢作孚的深厚师生情谊

 

张森楷与卢作孚的深厚师生情谊

 

刘重来


在卢作孚精采的一生中,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他在191825岁时,在家乡合川(今重庆合川区)参与了编修《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工作。如今翻阅1922年正式刊印的该志,在介绍编写人员中,就赫然写有卢作孚的简介:“下川南道教育科长,卢思,作孚,合川,县志分纂员。”[1]

而卢作孚之所以能参与编修《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工作,则是由主持此志编修的史学家张森楷的举荐。而张森楷不是别人,正是卢作孚一生崇敬的恩师。

说起来,卢作孚只在其家乡合川瑞山小学读到小学毕业,就因家境贫寒再没有上过学了,所以论学历,卢作孚只能算个小学学历。但就在这短暂的小学读书期间,卢作孚却有幸遇上了常来学校上课的合川县立中学教员,当时已是远近闻名的史学家张森楷。而张森楷在众多小学生中注意到了卢作孚,发现这个孩子虽然家境贫寒但聪颖好学,所以对他很关照,在辅导上也格外用心。卢作孚对张森楷的厚爱和期望一直铭记在心,对张森楷的感恩则持续了一生。

一、一生精采而悲壮的张森楷

张森楷(1858-1928),重庆合川人。原名家楷,字元翰,早号式卿,晚号端叟,后改名石亲。其史学造诣高,著作宏富。张森楷的学生,被学界誉为“史学大师”的郭沫若评价张森楷是“四川乃至全中国有数的历史学专家,而且是很有骨鲠之气的一位学者”[2]

值得一提的是,1978514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中华书局编辑部撰写的题为《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遗产——<廿四史>整理工作的一点体会》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在粉碎“四人帮”不久,第一次提出要以科学态度正确对待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在“文革”中被斥为“封建糟粕”的《二十四史》。此文对于张森楷来说之所以不同寻常,是因为此文虽长,但指名道姓的学者极少,而其中就提到了张森楷和他的《廿四史校勘记》,由此可知张森楷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

综观张森楷的一生,可用“精采悲壮”4个字来概括,让人敬佩,让人惊叹,让人感动。其精采而悲壮的一生,可从六个方面概述。

(一)张森楷自幼天资聪慧,才华出众,从小在其家乡就有“神童”之称。更可称道的是,他从小就爱好史学。13岁时,他到重庆参加童子试,在沿街书摊上购得《史记菁华录》和《日知录》两书的残本,竟爱不释手,反复研读。有学者说他“治学及经世之志,实于此树其基础”[3]

更神奇的是,在他18岁时,因其勤奋好学、才思敏捷,竟得到正提督四川学政的大学者张之洞的赏识,不仅手谕遴选他入州学,而且将自己的著作《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亲赠予他。有学者称:“张之洞的赠书,对张森楷既是奖励,也是促进,不但扩大了知识的天地,而且引导张森楷循此去书的海洋中遨游,去获取更多的知识。”[4]

(二)张森楷一生著述宏富到惊人的地步,总共成书48部,1 300多卷,1 000余万言。其中还包括一些大部头著作。如《通史人表》296卷,《历代邦交录》100卷,《廿四史校勘记》318卷,《史记新校注》133卷,《合川县志》83卷等等。可惜的是,除了《史记新校注》、《合川县志》等极少数著述正式刊印外,其他著作都是未刊稿,有的至今仍下落不明。

(三)张森楷虽然一生著作宏富,但他治学严谨,精益求精。为写《廿四史校勘记》,他前后费时23年,6遍精读《二十四史》,请教了数十位名家硕儒,参阅了大量善本经典,4易其稿才成书。可以说,《廿四史校勘记》是他一生心血之作,代表之作,是最能体现他的史识、史德、史才之作。然而可惜的是,此作至今仍是一部未刊稿,且一分为二,隔海相望。

(四)张森楷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实业家,当他为《廿四史校勘记》而奔走江浙拜访名家大儒期间,江浙一带的蚕桑丝绸业的繁盛给他很大启示。1900年当他完成《廿四史校勘记》一书后,就在家乡合川兴办蚕丝业。1901年,他在合州大河坝创办了“四川民立蚕桑公社”,自任社长。为了培养技术人才,他又创办了“四川民立实业中学堂”。为了学习先进技术,他东渡日本考察蚕桑业新技术新成果,又专门到江浙一带延聘技术人员来合川传授技艺。

由于张森楷善于经营,很快将其企业创办成集种桑、养蚕、缫丝一条龙的大型企业。其反响之大,以致每天来参观的“学者百数十,校舍不能容”。很快四川全省也都纷纷仿效,竟然出现了“蚕社如笋,桑株如荠,丝厂如林,岁进千余万”[5]的红火场面。有学者认为四川“全省出现的新兴蚕桑实业则在张先生的开拓下发展了起来”[6]。为此,张森楷还获清廷颁发的“三等商勋”嘉奖。

(五)张森楷也是一位教育家。他创办过职业学校——四川民立实业中学堂,且在书院、小学、中学、大学教过书。1895年,他被聘为成都尊经书院襄校(相当于副院长),1909年至1911年又在成都府中学堂任历史教员。著名史学大师郭沫若就是在此时受教于张森楷。19426月郭沫若参观合川钓鱼城时,曾提到他的老师张森楷,不仅对他的学问高度评价,而且对他的遗稿未能出版十分惋惜:

张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在成都中学堂念书的时候曾经听过他的历史讲义。他是我们四川乃至全中国有数的历史学专家,而且是很有骨鲠之气的一位学者。他的遗稿很多,闻有《二十四史校勘记》尚未刊行,近来也有好些是散佚了。这真是可惜。合川不乏有力的通达之士,为什么不为这位乡梓增光的学者表扬,而为国家保存这一部分可宝贵的遗产呢?[7]

1925年,67岁的张森楷又被聘为新成立的成都大学国史教授。应该说,当教师,培育人才,也是张森楷精采人生的重要部分。

(六)张森楷还是一位社会改革家。1907年他在北京向都察院上书《通筹四川应办事宜书》,提出了“分立省治,广兴边屯,密备军防,仿设佐官,试用绅力,通筹公费,明示捐数,专理教约,严查学课,编讲治规,多开蚕社,遍设工厂,精研商学,实查矿产,改良路政,曲恤农艰”等16项举措[8]。几天后,此上书在《北京日报》全文刊载,反响强烈,朝廷下令“着交四川总督试行”。[9]

更令人感佩的是,张森楷还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震动全国的四川保路运动中。他公开谴责清廷宣布的铁路国有政策是“误国政策”。他还不顾个人安危,冒死营救被清廷抓捕的爱国志士。民国建立后,他被推选为川汉铁路成都局总经理,任职期间大力推进改革陈规陋习,整顿路政。如“废除公司讲排场、摆阔气,浮支冒领,滥用路款的积习;制定节约开支,力求工作实效,定期公布收支账款,追收个人挪用路款等一系列规定”等等。[10]

总之,张森楷是位有家国情怀且才华横溢、著作宏富、治学严谨、求实致用、多才多艺的史家,一生精采,但也十分悲壮。

二、张森楷与卢作孚的师生之谊

说起张森楷与卢作孚的师生之谊,也是有趣的历史巧合。

原来卢作孚从1901年至1907年间,就读于合川瑞山小学。由于家境贫寒,他深知读书来之不易,所以他特别珍惜上学的机会,读书非常刻苦。每天他和哥哥一起上学,常常是天还未亮,兄弟俩已来到城门口。城门尚未开,他俩就借着城门口微弱的灯光读书。久而久之,连守城门的人也被兄弟俩的刻苦学习精神所感动。[11]

而正在这期间,张森楷回到合川家乡,在县立中学教国文,偶尔也会被邀到瑞山小学讲课。正如卢作孚的长外孙程晓刚在《百年心事·卢作孚传》中所言,张森楷发现众多学生中卢作孚特别聪慧好学,如好好培养,是个可堪造就的人才。所以他对辅导卢作孚格外上心,这为卢作孚打下了坚实的古文根底。卢作孚对张森楷的赏识和良苦用心一直铭记在心,“日后每忆及此,卢作孚都极为感激这位蒙师张先生。”[12]

说来也很巧,1918年,张森楷应合川县知事郑东琴的邀请,主持编纂《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张森楷毅然暂搁置自己正在编著的史学巨著,全身心投入到县志编纂工作。在5年多的时间里,他顶住了官吏和驻军抢夺修志经费,霸占修志房舍,拆散修志人员等种种干扰,终于完成了230多万言,83卷的新修《合川县志》[13]

而恰巧在一年前,即1917年,卢作孚也回到了合川,被聘为合川县立中学监学并兼任数学和国文教员。卢作孚只有一个小学学历,如今却要教中学的语文和数学,这不能不引起学校其他教员的轻视和怀疑,甚至故意刁难他。卢作孚的处境也使时时关注他的张森楷十分担心。卢作孚的胞弟卢子英在回忆中提到当时学校中“有的老师以其只不过是一个小学毕业生,哪有能力教中学的古文,投之以轻蔑的眼光。合川著名史学家张石亲也诚恐他年纪太轻,学历不够,难以胜任而担心”。卢作孚为了让轻蔑他的人口服心服,为了让他的恩师不为他担心,更为了表明自己能够胜任中学的语文教学工作,他“下了半年苦功夫,又精读全套《古文辞类纂》等经典著作。结果他上课讲解精辟透彻,深入浅出,很受学生欢迎。老师们莫不叹服。张石亲老先生也极为称赞。”[14]

正因为如此,张森楷看到了卢作孚的实力和才干,于是力邀卢作孚参加《合川县志》的编修工作,出任“协纂兼分纂总校采访主任员”。卢作孚感于恩师的盛意和信任,自然十分愉快的答应了。可以说,编修《合川县志》展现了张森楷与卢作孚不同寻常的师生之情。当然,张森楷知道卢作孚的才干和大志远不止此,曾预言道:“将来卢之成就,其在词章乎?”[15]

《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刊印后,大受学界好评,有学者认为“章学诚于方志理论有开山之功,然未尝于实践之中,自副其言。是先生方志之业,前无古人矣”[16]。著名学者梁启超在其《方志学》一书中说:“康熙以来,新修志之佳者数十种,其成于民国者,有缪小山主撰之《江阴县志》,张石亲独撰之《合川县志》”[17]。这其中,有老师张森楷的主要功劳,也有张森楷提携的学生卢作孚的功劳。

三、一位“以身殉学”的史家

在中国历史上,被誉之为“以身殉学”的史家恐怕极为稀少,而张森楷就是其中的一位。

1914年起,张森楷就将其《廿四史校勘记》中的《史记》部分加以训释扩写,于当年10月完成《史记新校注》初稿32卷。为了保证质量,他还先后征询了当时著名学者王闿运、宋育仁、杨守敬、王树楠、张謇、邵章、陈衍、刘师培等学者的意见[18]

1914年至1928年的14年间,他从未中断过《史记新校注》的撰写。但他在撰修过程中深感参阅的有关书籍太少。而当时的四川,特别是合川,地处偏僻,藏书有限,完全不能满足他修订《史记新校注》的需要。于是,他下决心要出川访书。

1927年,张森楷不顾年已古稀,体弱多病,不顾亲友劝阻,不顾当时交通不便,路途艰难,毅然辞去成都大学国史教授之职,为修订《史记新校注》,奔赴京津访书。

他先至天津,到大学者、大藏书家罗振玉家访书。罗振玉与张森楷早已相识。1894年张森楷为《廿四史校勘记》一书,曾亲到上海拜访过罗振玉,罗振玉不仅热情接待了张森楷,而且对其《廿四史校勘记》一书评价很高,认为“《校勘记》则全史功臣,一经播布,即为史学家所不能废”[19]。张森楷也十分信任罗振玉,甚至曾将《廿四史校勘记》全部书稿存放在罗振玉处。

此次到罗振玉家访书,仍受到罗的热情接待,且将其藏书让张森楷随意使用参阅。罗振玉的孙子罗继祖回忆张森楷当年在他家访书情景:“时垂七十,衣履褴褛,终日伏案矻矻。”[20]可见张森楷刻苦精神。但罗振玉当时热心政治活动,常常不在家,这也给张森楷带来不便。有学者讲张森楷“至上虞罗君振玉家,用其善本,再写、三写《史记新校注》,俾成定本。振玉故复辟党人,行踪无定,不常家居,供应多缺”[21]。年老体弱的张森楷又转赴北京,来到大学者、大藏书家傅增湘家访书。

也许是因为怕多讨扰人家,也许是因为机会难得,张森楷在傅增湘家里每天工作长达18个小时以上,由于“在连续的强度劳累下,精力不支,又加上患腹泻疾,日遗十余次,虽经医治疗,但无效,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六月二十三日病逝于北平邓木[]鲁家,终年71岁”[22]

张森楷治学严谨,精益求精,为了《史记新校注》更完美,他耗尽了精力,死于客次。所以后世学者称他为“以身殉学”的史家[23]

张森楷突然在北京病逝的消息,使卢作孚十分震惊和难过。19281120日,张森楷之子张晓清致函卢作孚,希望将其父的灵柩运回故里,“不致暴骨异城”。但为此需可观经费,请卢作孚帮忙。1930年卢作孚出川考察时在北京邓木[]鲁家详细了解了恩师张森楷“病中和殁后的情形,以及移柩回里的问题”。[24]第二年,即1931年春,卢作孚与合川人李鸿惭多方设法,派民生公司的轮船将张森楷的灵柩运回家乡合川,公葬于嘉陵江畔的学士山上之八角亭,并在合川瑞山公园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有2千人参加,由卢作孚亲自主持追悼会[25]

四、为打听张森楷之死,专访罗振玉

1930628日,卢作孚在大连登门拜访了当时的大学者、大藏书家罗振玉。也许有人会奇怪,作为实业家的卢作孚怎么会去拜访素不相识、素未来往的罗振玉呢?

这是因为卢作孚的恩师张森楷二年前到津京访学时突然病故。那个年代,信息不灵,卢作孚对张森楷之死有不少疑问,得知张森楷死前曾在天津罗振玉家访书,想必罗振玉可能知道点什么,所以他早就想向罗振玉打听张森楷死前的情景了。

不想机会很快就来了,19303月,身兼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北碚峡防局局长、长江航务管理处处长的卢作孚,要率领这几个单位10余人出川考察。此时他主持的民生实业公司的发展,北碚乡村建设运动的实验,长江航务管理的改进都已到了关键时刻,下一步将如何发展、如何规划,采取什么有效举措,都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在出川考察中得到解决。正如卢作孚所言,此行是“带着问题出去,求得办法回来”。

正因为如此,卢作孚一行参观考察的重点,自然是工厂、矿山、交通及乡村建设事业及其相关人士。当然也可借此机会去打听张森楷去世之谜。听说此时罗振玉已搬到了大连,所以卢作孚一行到了大连后,就急不可待地登门拜访素昧平生的罗振玉。

提起罗振玉,现在不少人对他已有些陌生了,但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可是大名鼎鼎。观其一生,他既是一位博学多识的大学者,却又是一位臭名远扬的大汉奸。一方面,他在研究甲骨文、金文、敦煌学,保护中国珍贵文化遗产方面做出了贡献,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功臣;而另一方面,他忠于清廷,仇视革命,从参与张勋复辟发展到勾结日本人,卖国求荣,出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院长等要职,他又是中国革命史的罪人。

不过,当卢作孚一行在大连登门拜访他的时候,罗振玉还没有公开投靠日本人。而卢作孚拜访罗振玉,敬佩他的学问是一个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想知道自己的老师张森楷死前的一些情况。

拜访罗振玉的目的,卢作孚在《东北游记》中说得很清楚:

我们访罗先生,第一是很敬佩罗先生的学问,他藏书很富,读书很深,考证很精。第二是张石亲先生死于北平以前曾在他家里住过,想问问当时的情形。[26]

卢作孚在出川考察的繁忙之中,专门抽空去访问从未打过交道的罗振玉,询问张森楷死前之详情,卢作孚对恩师张森楷的爱戴关心,由此可知。

五、为打听张森楷之死,一访邓木[]

1930716日,即卢作孚在大连拜访罗振玉过了18天后,卢作孚一行又在北平拜访了邓木[]鲁先生(按:在《卢作孚文集》中均称邓木鲁。近读李桂杨著《张森楷评传》,“木”应为“慕”)。为什么拜访邓木[]鲁?卢作孚在《东北游记》中也说得很清楚:“访邓木[]鲁先生,问张石亲先生病中和殁后的情形,以及移柩回里的问题。”[27]

为什么卢作孚要登门向邓木[]鲁了解张森楷“病中和殁后的情形”呢?这是因为张森楷从天津罗振玉处来到北平后,即到大藏书家傅增湘寓所参阅其藏书以继续修订《史记新校注》,每天18个小时的操劳,终于一病不起。在此情况下,邓木[]鲁将张森楷接到家中侍疾,后终因不治死在邓家。

在卢作孚的《东北游记》中,记载了邓木[]鲁对卢作孚询问的回答:

[]鲁先生说:石亲先生到平(北平),我即迎其住在我的家中,照料其饮食起居,惟恐不周。我所以这样事石亲先生实有两点意义:第一因先生是一个艰苦卓绝的学者 ,在史学上曾用很博大的功夫。如在江南,早已为群流所推重,不幸而生在四川,四川人向来是不推重人的,所以亦没有人推重先生。我则尽一点推重先生的诚意。第二因先父在时,我们在外边读书,没有得侍奉。先父死了。只有石亲先生是先父的一个朋友,侍奉石亲先生正所以追念先父[28]

当然,邓木[]鲁出于“四川向来是不推重人的,所以亦没有人推重先生”的想法,以照顾张森楷来表达“推重先生的诚意”,也许是有其道理的。但不能不说,张森楷之所以不被“群流所推重”,其主要原因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生在四川,四川人向来是不推重人的”。根本原因还是他的著述虽然多得惊人,但绝大多数都是未刊稿,“群流”未见其著作,又如何“推重”呢?就如《四库全书》自乾隆年间完成后一直深藏在书阁之中,一般人都无法看到,研究就无从谈起。而如今四库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显学,这于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全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使一般学者都能读到《四库全书》,有此为契机,四库学才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新阶段。

所以,张森楷在史坛知名度不高,有没有人推重只是一个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他的绝大部分著述都只是未刊遗稿。对于一位学者来说,未见其文,如何知其人?

卢作孚听了邓木[]鲁的讲述,也十分感慨,他在《东北游记》中说:

我觉得旧的读书人讲究知大义,于木[]鲁先生的一段话也就可以看出来。新的读书人根本不要这些东西了。更不知眼前有人值得推重,忽略了一切人的好处。而专寻求其坏处,或更以坏的心理解释人的好的行为,如何肯推重人呢?[29]

不管怎么说,卢作孚是从内心深处推重着恩师张森楷的,虽然张森楷博大精深的学问还不广为人知,但卢作孚是深知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卢作孚对张森楷的知遇之恩、教诲之恩时刻不忘。

六、关心恩师遗稿的整理与刊行,二访邓木[]

众所周知,张森楷一生撰写了48部书稿,但在他生前,除了《民国新修合川县志》等一二部书稿外,其他均未正式出版,这是张森楷生前一大心病,卢作孚对此也十分关心。

718日,卢作孚一行再次来到北平邓木[]鲁家中。这是卢作孚一行应张森楷的儿子张胜伯特意“约午餐于邓木[]鲁先生家”的。而聚餐的目的是“商处石亲先生著作问题”。但主要是针对张森楷呕心沥血,临死前才基本完成的《史记新校注》123卷书稿的出版问题。在商谈中,大家“叹息石亲先生著作尚未完成,不能印行”,甚至有人“主张存稿本于清华学校以俟机会”[30]

由于张森楷的遗稿数量太多,要正式刊印必须要花很大一笔钱,这是大家的难处,所以还是决定先保存好,等有条件时再出版。

1935年,张森楷的遗稿由其家人收寻整理后全部运回家乡合川,由于经费问题,无法正式刊印,只好全部卖给了合川县图书馆。

抗战爆发后,中国辞典馆从南京迁到离合川咫尺的重庆北碚,其馆长杨家骆早就对张森楷的遗稿十分关注。其实早在抗战前夕杨家骆还在上海时,就曾向卢作孚打听张森楷遗稿的下落[31]。现在机会来了,为了搜集、整理张森楷遗稿,杨家骆联络各界人士,成立了“张石亲先生遗书编刊会”,杨自任会长,由著名企业家文化成任副会长,并以“编刊会”的名义将收藏于合川图书馆的张森楷全部遗稿悉数取走。但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张森楷的遗稿仍未能刊行。解放前夕,除《廿四史校勘记》中17史书稿外,张森楷的全部书稿都被杨家骆运至台湾。在台湾除《史记新校注》和《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外,其他遗稿仍未刊行于世。

将张森楷的遗稿出版问世,这是张森楷的心愿,也是卢作孚的心愿,更是两岸学人的心愿。

七、结语

尊师重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美德。应该说,张森楷并非瑞山小学的正式教师,也没有系统给卢作孚讲过课,只是有时应邀来校讲学而已。但就在这样短暂的机遇里,他赏识卢作孚、关心卢作孚,辅导卢作孚。而卢作孚当时只不过是个小学生,但他对张森楷的知遇之恩则铭记在心,终身以张森楷为恩师。

《朱子家训》中有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卢作孚,在1918年响应恩师之招,积极参与编纂《合川县志》;是卢作孚,在得知张森楷在北京突然病逝后,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将其灵柩运回家乡合川入土为安;是卢作孚,在1930年率队出川考察的繁忙之中,在大连、北京3次登门拜访有关人士,了解关心恩师去世前后的详情;是卢作孚,关心恩师的遗稿,在北京与友人专门商量张森楷遗稿收集与出版问题。卢作孚对恩师情谊笃深,由此可以看出。

著名画家齐白石在拜师时曾有诗“往来平泉梦一场,师恩深处最难忘”[32]。这何尝不是张森楷与卢作孚师生情谊的写照呢。

参考文献:

[1] 《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册数总目》1922年刊,第1页。原系线装刻本,近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和四川巴蜀书社先后影印出版。

[2] 郭沫若:《钓鱼城访古》,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4页。

[3] 杨家骆:《张石亲先生年谱》,载唐唯目编《张森楷史学遗著辑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4] 唐唯目:《张森楷生平简介》,载唐唯目编《张森楷史学遗著辑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5] 杨家骆:《张石亲先生年谱》,载唐唯目编《张森楷史学遗著辑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1页。

[6] 唐唯目:《张森楷生平简介》,载唐唯目编《张森楷史学遗著辑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7] 郭沫若:《钓鱼城访古》,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4页。

[8] 唐唯目:《张森楷生平简介》,载唐唯目编《张森楷史学遗著辑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9] 杨家骆:《张石亲先生年谱》,载唐唯目编《张森楷史学遗著辑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10] 唐唯目编:《张森楷史学遗著辑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11] 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12] 清秋子:《百年心事  卢作孚传》,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13] 唐唯目:《张森楷史学遗著辑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14] 卢子英:《怀念二哥卢作孚》,载周永林等编《卢作孚追思录》,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15] 明星颖:《卢作孚先生的教育与实业》,载政协合川市委会编《纪念卢作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专辑》,19934月印,第111页。

[16] 戴藩瑨:《<张森楷史学遗著辑略>序》,载唐唯目编《张森楷史学遗著辑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17] 唐唯目:《张森楷史学遗著辑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18] 杨家骆:《张石亲先生年谱》,载唐唯目编《张森楷史学遗著辑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19] 张森楷:《<史记新校注>自序》,载唐唯目编《张森楷史学遗著辑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页。

[20] 转引自李桂杨《张森楷评传》,重庆出版社,2019年版,第174页。

[21] 戴藩瑨:《<张森楷史学遗著辑略>序》,载唐唯目编《张森楷史学遗著辑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22] 唐唯目:《张森楷生平简介》,载唐唯目编《张森楷史学遗著辑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23] 戴藩瑨:《<张森楷史学遗著辑略>序》,载唐唯目编《张森楷史学遗著辑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24] 卢作孚:《东北游记》,载张守广等编《卢作孚全集》(第一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263页。

[25] 蒙树章:《回忆卢作孚先生点滴》,政协合川市委会编《纪念卢作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专辑》,19944月印,第128页。

[26] 卢作孚:《东北游记》,载凌耀伦等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27] 卢作孚:《东北游记》,载张守广等编《卢作孚全集》(第一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263页。

[28] 卢作孚:《东北游记》,载张守广等编《卢作孚全集》(第一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263页。

[29] 卢作孚:《东北游记》,载张守广等编《卢作孚全集》(第一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263页。

[30] 卢作孚:《东北游记》,载张守广等编《卢作孚全集》(第一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267页。

[31] 杨家骆:《北碚九志序》,载张守广编《北碚城镇化变迁——北碚志九篇及相关资料汇编》,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年版,第22页。

[32] 转引自蒋树等编:《毛泽东与党外人士人际交往》,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原载《重庆历史名人》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