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研究刊物
地方北碚与“有声”的中国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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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北碚与“有声”的中国文艺*
上传时间: 2022-07-15 13:27:39     作者: 张武军     来源: 地方北碚与“有声”的中国文艺*

区域文化与文学曾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显学之一。1995年,严家炎先生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便是其标志性成果。此后,各种专题性区域文学研究论著不断问世,充分展示了这一领域的辽阔。与此同时,经由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相关成果的启发,蕴涵更为丰富的“地方”逐渐取代“区域”,成为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关键词。“‘地方性知识’其实是‘后现代主义’话语的一种表述,是用以对抗‘全球化逻辑’的一种工具和武器,只不过这种趋向由人类学家吉尔兹加以放大了而已。”[1]中国现代文学处理地方性命题时,也大多沿用了这样的思路,即重在影响与被影响的重新释读,强调边缘与中心的对抗。由此不难理解,基于地方视域的现代文学研究,往往是为了补缺被整体性叙述所遗漏的地方传统,“地方色彩”“地域形象”“地方风土人情”等自然就成了聚焦点。但是,这样的研究不仅很难越出地方空间范畴,而且进一步强化了边缘与中心、“地方”与“中国”的疏离与对立。因而,李怡等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地方路径”既强调对地方文化文学经验的探寻与总结,即凸显“地方性”的一面;又强调作为“路径”的通达性,即反思既往区域(地方)研究与“文学中国”整体经验的隔绝,探求“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李怡具体阐述了“成都路径”,认为它与“风姿多彩的‘上海路径’‘北平路径’一起,绘制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丰富性”[2]。

  不过,作为一个有待深入开掘的话题,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仍然停留在“理论”和“话语”层面的倡导,并着力于一些大的文化区域意义的挖掘,如李怡在《当代文坛》主持“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栏目时所构想的,“中国的文学不仅可以在成都发现,也可以在广州、重庆、哈尔滨、长沙、西安、香港等许许多多的地方‘发现’”[3]。李永东提出,“把‘地方’作为研究的路径、方法和认知‘装置’”,挖掘这一命题的理论价值,主要着眼于一些大城市或区域的价值勘探,“‘文学中国’也存在对各地论功行赏、排座次的问题。个别城市或区域,因与中央权力、革命历史或党派政治的特殊关系,在文学史的表述中,将由‘地方’升格为‘国家’层面的中心空间,如北京、南京、重庆、延安等”[4]。显然,比省级都市更下沉的“地方”,几乎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更为基层的“地方路径”还没有被纳入“文学中国”范畴之中,但毕竟“乡土中国”才是更为普遍的形态,也是“文学中国”的依托所在。当然,这并非每一个无限细化下去的“基层”都可以作为通达现代中国的“地方路径”,区域社会史研究领域中一个个村落和庙宇无休止的打捞,碎片化倾向和功能性重复,已有诸多前车之鉴。此外,从《当代文坛》“地方路径”专栏的相关文章来看,除了李怡和李杨有关“成都模式”“成都路径”的探讨之外,其他的一些具体案例研究,仍然是区域文化研究的“更名”而已,并没有真正理解“地方路径”之于“文学中国”的意义所在。

  北碚,显然是一个非常恰切的更为下沉的“地方”,一个可以很好发现“现代中国”的“地方”,一个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地方路径的典型案例。当然,“北碚路径”并非为了比附这一命题而刻意提出,“北碚模式”实乃各方名流早已有之的论述,也是史学界曾经关注的话题。更为重要的是,创办于1928年的地方报纸《嘉陵江》(整张报纸不分版,1931年更名为《嘉陵江日报》),为我们探讨北碚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史料支撑。换言之,作为文学“地方路径”的北碚,并非中心—边缘—更边缘的依次铺陈,也不是地方性知识理论的演绎与印证,而是经由《嘉陵江》《嘉陵江日报》(以下二者合称时,简称为“《嘉》”;分别指称时,仍用原报名)这一地方性的原始史料而回到历史现场,对北碚现代文艺发展道路所进行的分析与总结。《嘉》生动而又完整地呈现了现代文化如何在北碚生长起来,由此可以发现北碚作为“现代中国缩影”的独特性与普遍性,也可看出“有声”的文艺在北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的确,在《嘉》中很难找到可供阅读和鉴赏的经典文本,但留存的诸多“声音化”的作品,如“金钱板词”“新剧”“讲演”“报告”“故事”“笑话”等,诉诸声音的传播、强调听觉的反响,彰显出北碚现代文艺的特色与价值。内陆“小地方”北碚的这些经验,反倒是为我们理解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法。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界开始关注“声音”,不再只是聚焦于印刷文字,而是强调从“视觉转向”到“听觉转向”。因此,本文基于《嘉》和北碚“有声”文艺的考察,希望可以由此进一步思考口语化的方言、地方化的声音如何参与现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形塑,进而探讨“有声的中国”这一重大命题。

 

       一、北碚:另一种现代化的赞誉

  1930年2月4日,两位德国人参观和拍摄北碚的实用学校、温泉公园、公共体育场、街道和工厂,他们称赞北碚发展得比重庆好[5],对建设更为敏感的重庆绅商也有类似感受。北碚的建设和发展很快就获得了全国性的声誉,1931年5月24日,北碚《嘉陵江日报》刊载“全中国有三大干净地方:一个是定县;一个是济南;一个便是北碚”[6];1932年,**综合性图画杂志《中华》以“四川之模范镇北碚场”为题,刊载了一系列北碚市容和建设的照片,亦可佐证北碚的全国性影响。之后,不少大型报刊如《申报》等都有关于北碚的介绍与宣传,北碚俨然已成为国人眼中的“模范镇”,前来参观考察者络绎不绝。

  **爱国实业家杜重远经由黄炎培推荐,九一八之后前往四川考察。他写信给上海《生活》主编邹韬奋,记录途中所见所感,长江两岸百姓于东北事变毫无反应,重庆街头军人横行,面黄肌瘦的吸食鸦片者很是普遍,街道上乱糟糟,无组织无秩序。因此,杜重远在给邹韬奋的信中痛心地说:“而所谓东北问题,国难问题,更待谁商?书至此,弟心滋痛!”不过,这趟考察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北碚,他在信中称赞北碚的巨变:“北碚面积纵横一百二十里,昔称野蛮之地,今变文化之乡……孰谓中国事业之难办?党国诸公对此作何感想?”[7]后来,黄炎培自己也游览参观了北碚,他在《蜀游百日记》中,和杜重远一样,赞叹北碚的今昔之变:“历史是活动的。有许多‘人’,昨天是无名小卒,今天便是鼎鼎名流。‘地’何尝不这样呢?诸君从普通地图上找北碚两字,怕找遍四川全省还找不到。可见这小小地方,还没有资格接受地图编辑专家的注意呀!可是到了现在,北碚两字名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有北碚。”[8]1937年6月26日,北碚犹如举办盛大节庆一般,卢子英和400余民众前来码头,迎接**乡建专家梁漱溟来北碚考察。梁漱溟演讲“乡建三大意义之合流,中国智识份子下乡”,他称赞说:“未来之前,即已听说,现在见着诸位创造的精神,我很钦佩!”[9]自此,梁漱溟和北碚有了不解之缘,1941年,他创办的勉仁中学和勉仁书院,得益于卢氏兄弟的资助而迁到北碚。另一乡建专家晏阳初也在参观后称赞北碚建设“很有成绩”,他坦言北碚“虽然不同于我们的县政改革,但共同建设中国的*大目标却完全相同,所以双方的合作,不过是时间问题”[10]。在全面抗战期间,卢作孚邀请和帮助晏阳初在北碚创立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除了实业界的同仁、乡建领域的同道之外,文化界和科学界也高度认可卢作孚和北碚,对北碚的变化不吝赞誉之词。**作家金满成1932年起开始担任重庆《新蜀报》副刊主编,他在《新蜀报》副刊连载《重庆的前途——上海的后影》,对重庆即将走“上海的后影”这一路径充满担忧,上海那特权阶层所享受的繁华,而重庆的趋势“岂不就是上海的那些后路了”[11]?在金满成看来,上海—“小上海”重庆模式是需要警惕的发展之路,而北碚走的却是一条希望之路,因为这里并不是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的畸形的资本主义的繁华。在北京学习和任教的戴蕃瑨,1933年回乡途经北碚,对比他12年前曾留宿过的“厌恶之地”北碚,感慨万分,“北碚已不是十年以前的市镇了,作了短期的旅客,和当事人几回的深谈,觉得这是四川*富有朝气的地方”,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在于北碚建设道路的独特性,“北碚场的事业在四川各县中*为有朝气,而且比较的能解决现时农村中人的痛苦,未来的幸福多多少少可以希望得到的”[12]。戴蕃瑨从此认定了北碚,后来选择在此工作,1949年之后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颇有意思的是,作为生物系的教授,他一直是北碚历史文化研讨活动的积极分子。1933年8月18日—22日,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在北碚举行,与会成员参观北碚的医院、民众教育馆、嘉陵江日报馆、西部科学院、动物园、博物馆、图书馆、各研究所、公共运动场等机关设施,皆感慨称赞:“北碚本一小村落,自卢作孚氏经营后,文化发展,市政毕举,实国内一模范村也。”[13]8月26日,中国科学社总干事杨允中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赞说:“江苏有南通,四川亦有北碚,南通之建设固是完备,而北碚之精神上之建设,视之南通更为完备,且精神之建设较之物质之建设尤为长久。”[14]10月1日《独立评论》杂志载胡先骕《蜀游杂感》,系统讲述了他随科学社游历蜀地的感受和体会,对四川的动乱及民生凋敝很是痛心,但让他不可思议和称赞的则是北碚的建设和新气象,比如温泉平民公园,本是“盗匪庋藏肉票之魔窟”,而“一变而为重庆附近*美丽之避暑区域”[15]。

  更耐人寻味的是,军政界——无论是希图统一四川的中央政府,还是处于独立状态的地方军阀,彼此对立的两方都同时认可卢作孚和北碚。1931年,刘湘在演讲中赞赏北碚没有犯其他地方建设的两大毛病,“一个是西洋式徒供消耗**的洋八股,一个是颠狂式只作口号标语的怪东西”,而北碚“所作的建设事业,都是我的教育,我底建设,其组织和办法与人不同,不像人家动辄忘掉了我”[16]。刘湘看到了北碚发展建设的地方性和主体性,而中央政府派来考察川政者,却在北碚感受到超越地方走向统一的现代中国的可能性。1935年2月,代表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来到北碚,**批参观的刘倚仁处长感慨道:“今则北碚不仅有大自然的美,且已用人力去改造一番,因峡区各事业,都是现代化,组织化,艺术化,在*近将来不仅望北碚事业这样,还望四川建设都这样。”[17]

  总之,二三十年代四川在国人眼中基本上是负面形象,诸如封闭落后、军阀林立、兵匪横行、吸食鸦片等,俨然是“国中的‘异乡’”[18],不过,北碚却是负面四川里的一股清流。全面抗战爆发后,来北碚的名流更多,北碚更加引人瞩目,也获得了更多的认可。1939年陶行知谈及“来碚一周所见,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19],美国社会学教授孙恩山(T·H·Sun)称赞北碚是“迄今为止中国城市规划的*杰出的例子”[20]。类似的赞誉还有很多,可谓不胜枚举。

  那么,山多田少、地瘠民贫的北碚,究竟仰仗什么走出了一条各方都认可的现代化之路呢?1980年代以来,历史学界为此不断展开研讨。刘重来认为卢作孚开展的是“‘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21]。张瑾在重庆城市发展史的脉络中明确提出“北碚模式”说,“就现代化理论而言,‘北碚模式’的提法不失为一个具有量化标准的研究内陆地区现代化的概念”[22]321,她认为北碚模式源于沿海现代性,但*终呈现的却是和上海模式有所不同,“实践着另外一种现代化的理念”[22]334。学者们对北碚“另一种现代化”模式的总结和探究,也能从历史上各方对北碚的评论中得到印证,但不管是乡村现代化“乡建模式”的论述,还是内陆城市现代化“北碚模式”的阐发,大家主要还是集中在经济建设层面。而从上述列举的各方赞誉也不难看出,大家欣赏北碚的*重要的原因,却主要并不在于经济和物质建设层面,固然卢作孚和民生公司在工业领域、经济领域成就辉煌,但北碚展现出的持久的“精神上之建设”和“艺术化”则尤为各方所看重,诚如杜重远所总结的“昔称野蛮之地,今变文化之乡”。其次,北碚建设固然是“地方”的现代化,但同时也如中外人士所总结的那样,在北碚看到的是现代中国的缩影和未来的方向。换言之,北碚现代化模式的成功,“文化”和“中国”才是更为重要的两个关键词。

  探寻北碚走向现代中国和现代文化的发展历程,当然绕不开北碚地方性报纸。据1937年5月1日—6日高孟先在《嘉陵江日报》连载《一年来的嘉陵江日报》,描述“本报进化的历程”说,“北碚之有新闻纸,始于民十五年夏……《峡江通信社》用油印不定期出版”的《峡江》[23]。又据1944年10月10日《嘉陵江日报》短暂停办后复刊的“复刊词”追溯该报历史及“史前史”说:“回忆本报自民国十五年夏创刊,并经数次改革,由峡声至十六年改为嘉陵江三日刊,二十年再改为嘉陵江日报。”[24]

  综合相关史料及查阅北碚地方性报纸原件可知,北碚地方性报刊始于1926年夏天峡防局不定期出版的《峡江》,后改名为《峡声》,继而更名《民联特刊》,这几份刊物,“其内容多偏于团务消息,社会新闻极少”[23],文化和文艺则完全没有。1927年卢作孚就任峡防团练局局长,不久便成立学生队并创办《学生周刊》。《学生周刊》停办后,1928年3月4日创办《嘉陵江》,初为三日刊,1931年1月1日起改为日刊,并更名为《嘉陵江日报》。1934年5月报纸改铅印,此后不久开始设有专门的副刊,7月2日创设“图书馆”副刊,不久停刊,7月15日又设“现代园地”副刊,持续时间较长,后来该报又断断续续创办了一些副刊,如“教育园地”“农民周刊”“嘉陵副刊”“新现代园地”“小先生园地”等。

  检视《嘉》的历史,它既不像北京、上海、南京等文化中心的报纸,也不像成都、重庆这些大城市的媒体,甚至不能将其归为真正意义上的报纸,不仅很长时间都没有副刊,就1934年之后的副刊而言,其规模连京沪地区的一些小报都不如。同时,《嘉》上很难找到一个稍微有点名气的作家,也很难挖掘出文学审美价值不凡的作品。因而,基于现代新闻传播学的报纸研究方法,文学研究界常用的报纸副刊研究模式,都很难适用于《嘉》。从1945年的《北碚志稿》中,可以看到《嘉》的编辑人员名单及构成[25]。《嘉》的编辑只有一两个人,前期也多由社长兼任,如早期的刘啸松、黄子裳、熊宴清等人,他们既要负责报纸内容的采编,同时又都是峡防局职员或者北碚兼善中学的教员。从黄立人主编的《卢作孚书信集》的人物注释中可知,他们三人都有一定的学养和文艺才能,例如刘啸松是曾和卢作孚在成都通俗教育馆共事的画师,热衷于戏剧戏曲表演,黄子裳曾留法并于后来担任过川东师范学堂校长,熊宴清是北京大学毕业生[26]。不过,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长廊中,既有的报纸文艺副刊研究中,根本无法见到他们的名字。然而,《嘉》却特别值得关注,它既是“北碚现代化”的记录报,也是北碚文化事业建设的体现,但凡有外人来北碚考察,《嘉陵江》日报社和北碚读报场所,总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同时,它又是北碚近现代文化和文学嬗变的重要文献。李怡很早之前谈论“地方性文学报刊之于现代文学的史料价值”时就提到:“这一切的现代文化历程都被创刊于1928年的《嘉陵江》报(1931年1月改为《嘉陵江日报》)作了完整的生动的记录,一个地方如何逐步进入现代文明,或者说现代文化如何在一个内陆小城生长起来的,《嘉陵江》报(《嘉陵江日报》)可谓就是*好的史料。”[27]甚至可以说,十多年前有关地方性报刊的考察,正是李怡提出“地方路径”的起点。经由地方报刊重建地方知识,继而在“全球化—发达城市现代化—后发达地区逐渐开化这样一个叙述逻辑之外”,另外探寻一套中国现代文学的知识逻辑系统,这正是文学地方路径的意义所在。

 

二、从《嘉陵江(日报)》看“中国”

  1928年3月4日,《嘉陵江》正式创刊,当天卢作孚以“努力的同人”为名,发表《介绍〈嘉陵江〉》,堪称发刊词:“各位朋友,替你们介绍,这便是《嘉陵江》。嘉陵江是经过我们这一块地方的一条大河,我介绍的却是一个小朋友——两天出版一次的一个小报。……这个小《嘉陵江》,身体虽小,肚皮却大,大到可以把五洲吞了。各位朋友,不要见笑!不信试看一看,简直可从这个小《嘉陵江》里,看穿四川,中国,乃至于五大洲——全世界。”[28]作为“我们这一块地方的一条大河”的嘉陵江,极具地方色彩,这也是报纸《嘉陵江》得名的初衷,预示着立足地方北碚的定位;但另一方面,嘉陵江本身**不是封闭的象征,它汇入长江流向上海和世界,预示着北碚也要经由《嘉陵江》通达中国和世界。卢作孚有关“小”与“大”的辨析尤为精彩,显然是地方与国家的隐喻表达,从小小《嘉陵江》可以看到中国的定位,无疑表明,该报是理解“地方北碚”和“现代中国”如何互动的*好材料。

  《嘉陵江》创刊伊始,就特别注重向民众普及国家观念。当时,整个四川地区的民族国家意识颇为淡漠,《嘉陵江》因此选登了不少外部批评四川没有国家观念的论述,以警醒北碚民众。1928年7月29日刊出《白崇禧批评川事》,批评四川“都是一些没有眼光和没有远见的人,只晓得把夔门关着”,“只晓得占地盘,谋私产,开娼妓,打麻雀,甚至旅长以上买有公馆几座,养几个小老婆,毫莫得一点国家的观念”[29]。《嘉陵江》上没有标明白崇禧文章的来源,笔者也没有找到它的准确出处,也许白是有类似的意见,毕竟四川境内各方军阀战事不断,且纯属争地盘和内斗,不像之前还多少标举一下“护国护法”的旗号。很显然,这篇文章是经过了《嘉陵江》编辑的“深度”加工,用四川话口语转述,更容易在北碚一般民众中引起反响。类似为刺激和唤醒北碚地区读者国家观念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8月15日《外省人骂得川人狗血淋头》,缔造中华民国的革命“还是四川起的头,点的火”,可是现如今国民革命已经成功,四川还在内斗大乱,难怪“外省人把四川人骂的狗血淋头,简直半文钱也不值”[30]。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这些文章根本不像是新闻体,新闻报道的基本要素时间、地点、人物大都缺失,而更像是转化了的演说文。

  卢作孚和峡防局职员、义勇队队员经常利用北碚赶场或节庆民众聚集热闹的场合,用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和普及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1929年春节,《嘉陵江》编辑记录了北碚场的“游艺”活动:“峡局职员官长士兵,利用旧历春节,在北碚场关庙扮演新剧,并表演各项游艺,游艺中有打金钱板一则,友人细将中国革命时事缩编成好俗话一段,颇带点历史趣味,因此在这里把它登载出来,以供一般弹词家的研究。”金钱板词开头很长一段铺垫,是说今天不讲以前说书人常谈的三国或者水浒类故事,也不讲过去川渝民间谈论较多的迁徙四川的往事,更不讲乡村庄稼汉和樵夫的日常事,“这些那些我都不叹,回书再把革命言,自从满清把我们中国占,一占占了二百多年,洪秀全也曾造过反,不幸遇着曾国藩,满清再把我们中国占,*近才出孙中山,孙中山这人多能干,西洋各国他走完,他的脑筋比我们要新点,提倡革命才把满清来推翻。双十节就是国庆纪念,革命成功在那辛亥年”[31]。尽管这样的革命和国庆纪念多少还停留在之前的排满革命和国家建构,但用通俗语言和地方化文艺形式培养国家意识、强化国庆纪念,无疑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举措,由此也可看出,打金钱板、演新剧等是深受当地民众欢迎的文艺活动。

  1929年双十节,卢作孚把峡防局职员和官兵集合起来进行国庆演说,据载:“卢局长简单演说十八年以前的今天,是少数的人把几千年的皇帝推翻的事在他们肯使力,现在中国并没有整得好像欧美一般文明的国家,还是希望有多数的人努力,齐心把它整好起来,不辜负庆祝的意思。”[32]同日,《嘉陵江》还登载了更详实的演说稿《国庆是什么》,讲述中华民国成立的由来和为什么要纪念国庆,由实用小学学生向民众散发和宣讲。“正是民国纪元前一年,推翻满清,建立中华民国的时候。以前中国是满洲人当皇帝,一切专制,汉人不得平等自由,外国的侵凌纷纷不已,清政府人不能抵御。有些爱国的人,担心着这种样子,就联合起来提倡革命和满清打仗,……辛亥年十月十日,武昌民军起义,才把满清推翻,建立中华民国。所以每年到了十月十日全国都要欢呼庆祝。”更有意思的是,文章中提到具体的纪念措施,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但各行各业仍都很乱,“没有那样得行,我们在这庆祝这盛节中,希望各界同胞,同心同力,把中国整理起来,成一个很好的国家,才不负这一年一度的国庆”[33]。此后,每年国庆和重要节日,卢作孚和峡防局的重要人物都会有诸多类似演说,《嘉》都有记载。例如1931年的《双十节学者言说》、1932年的《北碚双十节运动会议战》、1933年卢作孚的演讲《纪念双十节》,1934年之后双十节的纪念和言说就放到了副刊栏目,1935年还出现了有关双十节纪念的播音。

  卢作孚带领峡防局的精英于1930年3月开始出川考察,不断寄回考察报告,成为《嘉陵江》及北碚地区“中国”意识的又一次凸显。史学界特别重视这趟考察,视为北碚现代化道路的“取经”之旅,但其实意义不止于此,卢作孚等人期望的是通过这样的大范围考察以及寄回考察报告,把“地方”北碚与中国对接起来。正如考察团成员高孟先所称:“他在考察中,每到一地,每接触一事、一物、一人,常把自己经营的事业的意义和目的,与全国的建设问题联系在一起。”[34]3月2日,黄子裳代表峡区民众致欢送词,也表达了类似意思:“他这回出去,是负有重大使命的,我们希望他把外间的物质文明带回四川来,我们希望他把我们峡防局的同人的新生活传播到东方去。”卢作孚在答谢词中说:“我们到外间去,每日都有报告回来,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将做的事,你们都可以知道。”[35]考察团刚到汉口,卢作孚就开始构想“拟将沿途所得择要寄回,藉资神游,并介绍于局中诸少年也”[36],留守北碚的人员也及时把《嘉陵江》寄给卢作孚和考察团。由此可见,这次出川考察是一次双向连通,把出外考察简单理解为向外寻求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方法,显然是弱化了北碚路径的意义。寄回来的考察报告不仅有以经济为核心的厂矿、企业介绍,还有很多社会活动见闻。例如,考察团向北碚传回的介绍*详细*丰富的当属首都南京的方方面面,《嘉陵江》上整个7月份的专载《考察团报告》几乎都是有关国都南京的,但考察团在南京的时间并不比别的地方更多,这显然是为了加强北碚民众的国都认知和国家认同。考察团报告中明确提到:“我们这回到南京去主要的目的,是在看看国民政府到底办些什么国家大事。”[36]考察团还特别参考了正在建设中的“中山陵”及孙中山相关纪念日和仪式的介绍,向北碚民众描述作为民族国家符号的孙中山和中山陵。

  卢作孚和考察团成员的东北之行,进一步睁开了“中国之眼”,他们清醒地觉察到中国沦亡的危机,东北之行也成为卢作孚研究中的重点命题。其实,卢作孚和考察团一行*初并没有预设基于东北危机的考察主题,东北也并非他们的主要考察目标,可当他们参观了满蒙资源馆之后,“帝国之眼”让他们“动魄惊心”,“我们边走、边看、边想:东三省的宝藏,竟已被日本人尽量搜刮到这几间屋子里,视为他之所有了”。卢作孚和考察团察觉日本经营东北的野心,“实在是全中国人应该注意的问题。*要紧的办法是自己起来经营,才能灭杀日本人的野心”[37]。他们迅即把这种担忧和提醒通过书信和考察报告传回北碚,并刊登在《嘉陵江》上。卢作孚回到重庆后,在民生公司职工、瑞山学校师生的欢迎会上演说出外考察所感,着重强调了国家和民族的危机。“随时有人说中国要亡,怎么又未见亡呢?是亡起来不觉得。中国原料,一天天输出,外货一天天进入,既把原料刮去,又把金钱刮去,将来一旦亡国,不但不得做官,连工也不能做,衣食也难解决,这是多么的危险!中国人还没觉得,可悲孰甚呢?我们要是不想当亡国奴,或是要为个人前途谋光明,那么就要有组织的能力,与进展的精神,和勤俭两种美德,*好是从在会诸君身上想办法起,是我**的希望!”[38]有意思的是,卢作孚的演讲中提到挽救东北和中国民族危机的“**的希望”,就是北碚的青年和民众,北碚的地方建设和经营其实就是挽救中国危亡的具体举措。当然,东北之行之所以变得重要,还缘于之后不久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这就使得卢作孚和考察团的东北考察报告和考察回来的演讲,成为“先知式”的预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嘉陵江日报》反应非常迅速,1931年9月22日就刊载了《日本军占领沈阳、长春、抚顺》的消息,9月24日是《日军继续侵占我土地》的跟进报道,这样的消息在其他报刊也都有,包括其他的地方性报纸,所以并不十分独特。但紧接着,推出系列的“东北问题研究报告”,以类似副刊的方式编撰“倭寇新闻索引”,这就是《嘉陵江日报》的独特创举了。9月25日,《嘉陵江日报》刊出篇幅很长的《峡局全体人员研究东北问题》,并公开附录刊载卢作孚的“为东北问题致峡局人员函”。卢作孚在信中倡议道:“请各领导人员,倡读东北问题诸书,搜集万宝山案以来事实,加以整理。万分希望全国自当局以至人民,经此刺激,有所振拔,顾以已往事迹证之,*显著莫如中日交涉之役。曾几何日,便以置诸脑后,吾人不能望诸远大,乃不能不退而自责,‘集中精神’‘加速前进’,期以事业所著之成绩,影响周围,促成一般人由作人群之活动,以有人群之认识,不可任情活动,自紊秩序,或竟相互消其前进之力,力须完全用在公众身上,乃能振起一时萎靡之习,而矫各为一时、各为一己之病。”[39]卢作孚推动东北问题研究,目的是为了把东北作为北碚人知识体系和经验世界的一部分,即塑造和强化“北碚—东北”的国家共同体观念。东北问题研究和学习,遂成为峡防局内的一项重要事业,东北问题的研究报告、学习报告、讨论报告、演讲报告,遂成为《嘉陵江日报》一大特色。9月27日,《嘉陵江日报》报道“峡区图书馆参考室已改作东北问题研究室”。10月12日刊载前一天的“双十节学者演说”,以东北问题为导向,围绕着民国的不易和反省检阅我们自身而展开。10月13日刊载“发刊《倭寇新闻索引》”,“使无缘遍读各报者,于极短时间知其大概,已读者得有一系统之概念,帮助记忆其或参考已过事,实得因本索引之助,而减少困难,亦本刊之所希冀”[40]。11月21日的《东北问题研究会文化组报告之一:题为中日两国新闻事业的比较》,11月22日的《东北研究报告之一:日本的利害观念》,11月23日的《研究东北问题之三大利器:*新东三省全图、东北四省地图、中西元历对照表》,报告指出,经过学习和研讨,大家“感觉了两个*大的缺憾:一个是地图,一个是年代”,印制新的东北地图,编撰中西日历对照表、中日朝代年表,从而使得大家完全明了东北的时空框架,成为当务之急[41]。此后,还有一系列学习报告、研究报告、读书会报告等,涉及中日的方方面面,历史、现状及未来走向等,在此不一一列举。

  的确,在小小的地方报纸《嘉》上,随处可以看“中国”,笔者也只是征引了一些代表性材料,难免挂一漏万。总体来说,从《嘉》看中国有两点重要启示。其一,全面抗战爆发和国民政府内迁之前,北碚的民族国家话语就已形成自身的体系。的确,七七事变后北碚和《嘉陵江日报》的“中国”色彩更加明显,尤其是1937年10月以后,大量西迁人员涌入,原本建设发展基础很好的北碚,自然成为迁渝机构和西迁人员的重要落脚点,北碚由此获得“小陪都”的称号,后人也留下了“三千名流汇北碚”的说法。但必须强调的是,并非完全是西迁涌入的文化名流给北碚带来了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也并非他们在西南边陲北碚唤醒了“中国”,而是长久以来基于“北碚路径”的“现代中国”与下江人(1937年以来,泛指所有迁入重庆四川的外来者)的“现代中国”的汇流,“北碚路径”依然是这汇聚在一起的“现代中国”的主体性支撑。其二,《嘉》呈现“现代中国”的文体形式更有意味。上述列举的材料,例如“外来消息转换的演说文”“金钱板词”“演讲词”“演说词”“考察报告”“学习报告”“读书会汇报”等,都是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如何在北碚生发和传播*有说服力的材料。更有意味的是,这些材料在“形式”上颇为独特,它们一点都不像报纸新闻,也不像一般印刷传媒上的文字,因此有学者根据这些内容质疑《嘉》的报纸属性,认为它很难被称为“现代意义上的报业”[42]79。然而,这些独特的“形式”,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恰恰是我们进一步理解“北碚路径”和“文学中国”的关键所在。

 

三、《嘉陵江(日报)》上“有趣的文艺”

  1938年8月1日到7日,《嘉陵江日报》连载长篇论述《今后本报的新姿态》,全面检讨该报过去的历史,畅谈未来的“新姿态”,并对副刊做了系统阐述。这是编辑部有史以来**次,也是**一次明确探讨文艺和副刊的定位,要探究和认知《嘉》上的“文艺”,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本报在*近几个月中,几乎一个月有一个改变。在近几次变革当中,除了自我批判之外,更多承受各方面及爱护本报的读者底批评。我们在*近,归纳并研究的结果,觉得我们可怜的乡村,实在没有什么可供阅读的报纸,虽然一般的报纸,是够好了,可惜我们的兵农工商大众,无法接受,因此,深深地感觉到我们偏僻的乡村报纸,要为我们可怜的乡农小工商业的人们,另开一条销路,与我们的兵农工商大众生活息息相通,一方面使抗战的消息迅速而经济地传达到每个乡村的角落,一方面使我们兵农工商大众,在每天除了得到抗战的消息之外,还可得到丰富的“常识”和趣兴的“文艺”,这些都力求适合大众的程度与需要,并编制民众课本,供大众每日的读诵,我们情愿不受缙绅先生的欢迎但我们不能不使劳苦大众满意,这是本报今后的动向。[43]

  我们的副刊,没有典雅的大块文章,只有些俗言俚话,在文艺方面,我们要想凭民众惯熟的式样,来把新的知识介绍到大众之前,大众欢喜小调,我就不妨试作几篇新生活打鬼子一类的小调,给大家尝尝,再如金钱板,大鼓书,弹调,道情,都准备制点来给大家尝尝,若是旧瓶中的新酒,还可口的话,我们希望这深巷中不知名的酒家——本报,常常得着我们劳动大众的光顾,在我们副刊上,不但是给大家欣赏,进一步要成为大众的补充读物,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论抗战三字经,由敌国说到我国,由侵略说到抗战,一天一章,一天一段,大家天天读,天天念,一直把鬼子赶出中国的土地外,才晓得这本经有灵验,还有普通的常识,关于国防,产业,交通,文化上的一些常识,也不少是大家急切知道的,譬如天天在报上都看得见敌我飞机在天上打仗,究竟有许多清楚飞机是怎样打仗,在这类常识,我们乡下人,却会把它当看西洋镜或东洋把戏看得入味,其他如科学上的新发明新发现有些是我们乡下人爱听的,我们都想法子告诉他们,我们的副刊,完全是我们乡下人的小食店,文雅的先生们是不值一顾的,我们只希望我们劳苦的大众能够大吃特吃,我们的收入就很可以了。[44]

  这里提到“丰富的‘常识’”和“有趣的‘文艺’”,然后是对文艺“样式”(形式)的阐述,文章中出现了“大众化”“旧瓶中的新酒”“旧形式”“方言土语”及与之相近的名词术语。这对抗战文学研究者来说并不陌生,但很多人却认为是北京、上海及其东部沿海地区的作家们把新文化、新文学的传统带到了大后方的乡村和民间,同时也造就了这些术语和命题的出现。民族形式(旧形式)的争论,以及后来研究者对此的探究,都在这样的逻辑脉络中展开。时至今日,很多人都会援引朱自清在《抗战与诗》中的**论断,认为抗战文学两大主题是“内地的发现”和“大众的发现”,并把这样的“发现”归因于外来新文化人的观照。《今后本报的新姿态》开篇大谈特谈“变”和“新姿态”,似乎也能印证这样的观点。编辑部撰写这篇文章时,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北碚也成为重要的迁建区。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机关、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文艺社团迁入北碚,北碚文化生态更加繁荣。很多学者论及《嘉陵江日报》由此进入“繁荣活跃期”[45]26,并特别强调是全面抗战爆发、都市精英内迁所带来的“变”。“作为一个地方性的小报,《嘉陵江日报》本来是服务地方、发布地方信息的媒体”[46],“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顺应战争形势,《嘉陵江日报》高举全民族抗战旗帜,转向抗战动员与文化宣传,一改战前以地区形象为主的传播战略”[42]80。但值得追问的是,“变”和“新姿态”究竟是相对什么而言?我们不能仅仅依循外来文人的视角,而是应当回到《嘉》的历史脉络中去进行考察。

  1937年8月底以来的《嘉陵江日报》副刊,看起来的确更加繁荣,不过,“繁荣”的景象多源自对外部报刊重要文章原封不动的转载。例如1937年8月25日起,副刊“现代园地”转载《中央日报》社评《非常时期教育》,9月7日转载《大公报》社评《**次全国对外战争》。此后,还有像“嘉陵副刊”“教育园地”等都几乎少有原创,大多全文转载名报、名刊、名家、名作,比如“现代园地”转载的1937年11月8日沈钧儒《诀念》、11月30日《陕北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2月5日凯丰《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12月23日《毛泽东谈抗战前途》、1938年1月27日叶剑英《把敌人的后方变为前线》,“教育园地”1937年11月27日转载郭沫若《日本的现在·过去·未来》,等等。把当时受人瞩目的抗战言说转载到《嘉陵江日报》副刊,足见编辑们对社会言论动向的敏锐把握,同时也表明,当时编辑和读者对副刊和文艺的理解远比我们今天宽广。当然,《嘉陵江日报》副刊还是转载了一些颇具文学价值的作品,像1937年10月7日“现代园地”曹聚仁的随笔《飘风散语》,又如介绍新近有影响的作品如《〈保卫卢沟桥〉全剧的大意》,当时*为火热的报告文学作品如《纪北方前线》《南口迂回线上》《平汉线的游击战》《火线上的济南》等也被《嘉陵江日报》副刊全文转发连载。这些转自各大报刊的抗战言说、报告文学、思乡抒怀散文、战时文艺理论,都是战时重要的文学文化信息。当然,这些作品并不是写给普通劳苦民众和乡村百姓的,也与《嘉》服务乡民、普及常识的*初宗旨不相一致。

  《嘉陵江》诞生之初,卢作孚等人就有过明确定位,1928年3月4日创刊号《请看六大特色的〈嘉陵江〉》说:“白话字句很浅,只要读过一两年书的都可以看;编法简要比看别的报少费时间;新闻丰富与重庆成都有名报馆一样;派人专送不用邮寄比各报馆迅速(以峡区内为限);有娱乐的材料可以消遣;有常识的材料可以帮助大家职业生活。”[47]此后数天,《请看六大特色的〈嘉陵江〉》连续刊载在报纸醒目位置,强化大家对报纸特色的认知。比对1928年《请看六大特色的〈嘉陵江〉》和1938年《今后本报的新姿态》,不难发现所谓“变”和今后的“新姿态”,就是要使报纸和副刊为北碚的乡民和劳苦大众服务,而并非给外来的都市精英、文雅先生欣赏。换言之,写于1938年的《今后本报的新姿态》,就是重申报纸自身的*初定位,回归报纸起初的语言风格、文艺样式。

  这一时期依然保持着《嘉》*初宗旨的副刊“农民周刊”,延续报纸通俗化、大众化的方针,作品仍以金钱板词、三字经、歌谣等形式为主。1937年12月13日,“农民周刊”开始连载《抗敌宣传金钱板词》系列,开篇的“头子”这样唱诵:“未开言,先把交涉办。各位,同胞,听详端。兄弟,本不会唱,金钱板。无非是,借此作抗敌宣传。一不唱,前朝,和后汉。二不唱,鲍超,打台湾。三不唱,孙二娘,开黑店。四不唱,武松,上梁山。各位,同胞,请稍站,听我,唱一段,日本野蛮。各位,站高。要看远,唱得不好,要海涵。”[48]这样的形式,这样的“头子”,和之前讲述民国初年革命历史的金钱板词如出一辙。12月27日“农民周刊”刊载《大战平型关金钱板词》,讲述八路军英勇抗日的功绩,在当时的重庆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从1938年开始,“农民周刊”上的金钱板词持续增多,内容范围进一步扩大,像《抗倭宣传金钱板》第二编系列,以及《一二八金钱板词》《五三金钱板词》《五四金钱板词》《五五金钱板词》《大众当兵去金钱板词》《毁灭廿一条卖身契》等系列,涉及轰炸、服兵役、中日历史等诸多内容。颇有意思的是,1938年下半年,原本常常转载其他刊物的“现代园地”“嘉陵副刊”也开始大量刊载金钱板词,如《蒋总裁的抗战言论》《日本在华暴行的事实》《台儿庄》《防空》《节约救国》等,都以抗敌金钱板词的形式刊出。1938年8月,也就是编辑部连载论述《本报今后的新姿态》的同时,副刊统一整合为“嘉陵副刊”,金钱板词占比进一步增加,甚至有一统整个副刊的趋势,不仅有《七七抗战建国纪念》《八一三抗战》《*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等系列的金钱板词持续连载,还涌现出像周敬承这样的金钱板词创作能手,掀起了北碚及其周边地区的金钱板热。

  金钱板乃巴渝地区民间街头游艺人表演的一种说唱艺术,道具为竹板三,中挂有铜钱,演说者一手执两板,一手执一,敲打说唱,兼以科白,富有节奏。仅就内容而言,大部分金钱板词并没有多少独特之处,不过是一些建国革命、抗战史实、新闻报道或者政策文件的改编;仅就文字阅读(默读)感受而言,它们的文学性、审美性似乎乏善可陈。但是,金钱板的有趣之处在于诉诸声音,针对的是听众,用文字书写的标准来审视,很难体会其魅力所在。不妨设想一下,当时的北碚街头、乡场、庙会、节庆等场合,不识字的乡民大众聚集在一起,站在人群中间或者高台上的表演者,铿锵有力地打板,伴随着打板的节奏,肢体也随之而动,观众们围得水泄不通,津津有味地欣赏,聆听着有关民族国家和抗战的点点滴滴……地方形式的金钱板和民族国家话语的有机融合,富有成效的国家动员和抗战文宣方式,让一些外来的作家文人深受感染,他们开始深入川渝民间搜寻采集、学习创作金钱板词。例如冯玉祥就曾多次向周敬承等人请教,并创作了不少金钱板词,他的《临沂大胜》就发表在《嘉陵江日报》上。其实也不只是金钱板,《本报今后的新姿态》发表之后,体现着“新姿态”的其他“有趣的”地方文艺样式也多了起来,例如副刊编辑罗中典整理编撰的《抗敌三字经》开始亮相,评书式的《八一三演义》隆重推出,抗战儿歌和歌谣频频出现。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文艺样式不仅仅是“地方的”,而且还是“有声的”,诉诸听觉的传播,《本报今后的新姿态》谈及“有趣的‘文艺’”的样式时,伴随着对“朗读”“诵读”“念”“说”“听”的强调,“由敌国说到我国,由侵略说到抗战,一天一章,一天一段,大家天天读,天天念,一直把鬼子赶出中国的土地外,才晓得这本经有灵验”。文章中谈到常识的普及都不是用“写给民众”这样的字句,而是“说给民众听”类似的表述,例如“其他如科学上的新发明新发现有些是我们乡下人爱听的,我们都想法子告诉他们”[44]。

  概而言之,《嘉》在内容上的社会动员与国家宣传,全面抗战前后都未曾“变”过,回归报纸初衷的“新姿态”,就是回归报纸的“样式”——有声的“样式”。由此反观,对于整个《嘉》以及副刊而言,摒弃“纯文学”观,从声音出发将会是一个很有效的切入点。

  报纸创刊伊始,发刊词《介绍〈嘉陵江〉》就有对声音的特别强调,卢作孚除了小与大、地方与国家的精彩辨析,还有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论述,《嘉陵江》“内容之大却又不是河下面那条嘉陵大江够得上同他一天说话的呵”,“我们是来专门帮助三峡的——不止三峡的——各位朋友的。我们很关心各位朋友:家庭好吗?职业好吗?居住的地方好吗?身体上健康吗?精神上快乐吗?却苦于不能一个一个地来问各位朋友,闲谈:谈些好的生活方法,只好请这位小《嘉陵江》当代表登门拜访”[28]。“说话”“闲谈”“谈话”,《嘉陵江》完全是一个拟人化的登门访客,“他”要把一些好的观念、常识性的知识讲给民众们听,“他”要和“他”的听众面对面谈天、讲笑话、摆龙门阵。

  《嘉》创办之后的发行和传播,也是主要基于读报—听报的模式。其创设的出发点就是要和重庆、成都、上海等其他地方的报馆不同,目的是要让普通的老百姓都有机会接触报纸。高孟先道出报纸创办的主要任务,“一、告诉民众知道应该知道的事;二、帮助民众说出想要说出的话”[23]。尽管卢作孚、高孟先等一再声明,报纸语言简单通俗、编法简单明了,“只要读过一两年书的都可以看”,但当时的北碚地区,绝大多数都是文盲,根本不识字,仅仅语言简单通俗还不能引起他们对报纸的兴趣。根据《嘉陵江》创刊后不久的记载,除了一些极少的会识字的用户订阅,“此外,各场镇、各腰(幺)店,都普遍的张贴起来,使无论什么人,都有看报的机会,日前,本报派员四人,分四路出动,选择张贴地点,用粉和墨划出特别地位来,计合川场共有阅报处六十余处,江北四十五处,璧山三十六处,巴县四十五处。此后到了峡区域,处处皆有报看”[49]。高孟先也谈到《嘉陵江日报》这种独特的发行和传播方式,“每期出版为五百份、用浅显白话文介绍社会新闻及乡民熟用的常识、每期分赠峡区各场及张贴于各幺店子地方,至此该项新闻报纸、已成为峡区民众之读物矣”[23]!张贴在乡场、店铺等民众常常经过的墙壁上的《嘉陵江》,与其说是新闻报纸,毋宁说类似社区张贴的布告、公告,当时峡区的读报方式,真是由一两个识字的人念读报纸,围观的民众是通过耳朵来听报,形成处处有报读、人人有报读(听)的景象。

  《嘉》的内容来源,依靠收音机和电话等声音传播设备。据北碚相关资料记载,1928年秋季,北碚区内各机关、文教单位相继架设电话,“九月十二日全部通话”。“四川有乡村电话,常以本区为首创”[50],可以与外界及时传达和接受讯息,《嘉》的编辑通过电话,获知外界的一些情况,“每日晚间用电话向本报通告重要消息”[23]。收音机则是《嘉》获取外界消息的主要来源,“报社购买了收音机,报纸上每天都有半版用来刊登收音机收听来的国内外*新消息”[45]33。直到1938年《嘉陵江日报》的工作人员仍坦言:“本报的来源,主要靠收音机和通讯”,“在收音机成问题时,渝报也是主要的消息来源”[51]。因此,《嘉》上的很多消息、内容,多为口述记录、简要概述,语言文字不仅是通俗口语化,而且是合乎四川方言的读与听,如前文列举的白崇禧等有关川事的文章等,根本就不像新闻报道,而是转化了的演说文,应该都和报纸内容的来源和记录方式有关。

  实际上,演说词、演讲词,以及用于演说的各种报告如读书报告、学习报告、工作报告、考察报告等,是《嘉》*主要的原创内容,它们也都无一例外以声音诉求为主。早在1924年,卢作孚就在《四川的新生命》一文中,提出改造社会的构想和规划,其中针对机关工作人员就是要多举办读书会和讲演会,“读书会:每日须有一次,每次须有两小时”,“讲演会:每周一次”“讲演人员”可以是“本机关人员”,也可“约请专门人才”[52]14-15;针对普通民众,就是要利用演说、演剧、表演等来展开教育,“1.创造模范的事业引人参观,2.表演,利用新旧戏剧与电影,3.演说,4.利用书籍、图画、传单等使人阅览”[52]26。他1928年主政峡防局之后,经常性的演讲、读书会、报告会、演剧才得以实施。前文提及的卢作孚双十节的讲演、出川考察回来后的报告,不过是他有关民族国家动员的代表性演说而已,其实,每周峡防局的周会,卢作孚大多都会有讲演,《嘉》也有不少记录,甚至有演讲记录稿全文的刊登。例如1929年2月21日,《嘉陵江》刊载卢作孚17日的长篇演讲《卢局长演说禁赌》;3月19日,《嘉陵江》登载有《卢局长演说,改造社会的**步》。不少人后来都对卢作孚的演讲念念不忘,认为卢作孚的演讲“把个人、事业、国家三者利益,结合在一起”。葛向荣后来回忆说:“他常利用各种职工集会,发表讲话或讲评。他的讲话与他做事、写文章一样,有组织,有思想,从容不迫,有条有理,用字精当,寓意新颖。令人感动,令人鼓舞,令人信服,极富**性。不但自己讲,更常邀请社会名流专家学者来作讲演。”[53]的确如此,《嘉》刊载的就有杜重远、黄炎培、任叔永、吴南鹄、梁漱溟、晏阳初、郭沫若、冯玉祥等人的演讲词。《嘉》登载的讲演、读书会报告等,不过是峡区日常状态个别案例而已,还有大量没有被《嘉》登载的演说、报告,同样值得关注。峡区的一些工作记录对此有所反映,平时“在市集正繁盛的时候都有人去作简单的报告”[54],民众会场“要求随时有表演、有报告、有训练”,峡区所有同仁“每日傍晚,都必担任一两个小时挨户教育;每晚都必轮番出席民众会场报告或表演”,“表演是一种艺术教育,同时也是一种集合人群的工具,故必须利用表演的空隙机会,作简短精粹的报告或讲演”[55]。1929年7月17日,《嘉陵江》“读书报告”刊载的主题就是“演说学”,探讨如何提升演说的技巧和方法,峡区对演说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和演讲、报告同样诉诸声音动员,但却更具有艺术教育性质的是戏剧演出。1929年2月9日《嘉陵江》上有《义勇队演戏受欢迎》的报道,“适值场期,该队学生利用人多的机会,从事宣传运动,并就戏台上表演新戏,又耍东洋把戏,演双簧,打连箫,赶场的人争先去看,拥挤不堪”[56]。1929年5月15日《嘉陵江》刊载了《恳亲会演文明新剧》的报道,**介绍大致剧情,是有关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脱离实际生活的讽刺剧。此后,新剧的演出和相关报道,在《嘉陵江》上络绎不绝,一般而言,像春节、端午、夏节或者婚丧时刻,都有新剧演出。1929年9月18日,卢作孚编排的新剧《择婿》上演,引起轰动,这次共演出10多幕新剧,“成绩算此幕*佳,因为是卢局长作孚说的剧情,当演剧时,前门的人只有挤进来,不能挤出去,只好往后面走才行”[57]。1931年的元旦卢作孚导演《孝女复仇记》,由实用小学师生表演,很受欢迎[58]。九一八之后,北碚有关民族救亡的街头剧,一场接一场,完全把东北问题在地化。可以说,演剧一直是北碚*重要的文艺活动,卢作孚一直身体力行,把演剧视为建设乡村文化事业和公共事业的重要举措,《嘉陵江》上常常有卢作孚导演、参演新剧的报道。同时,他也要求峡防局的职员,各个机关的,都投入到演剧活动中来,“每星期有两项演剧——新剧或川剧,演员都是各机关服务的青年”[54]。根据笔者统计,仅在1937年之前,《嘉》出现有关北碚川剧、新剧演出的报道就超过50多次,而且每次都有多场戏剧连演。遗憾的是,我们在《嘉》上,很少能看到北碚演出新剧的剧本,从相关报道不难看出,不少新剧演出都是临时起意或者为了说明某一事件如九一八而临时编排。但《嘉》上诸多民众热闹围观、演剧大受欢迎的报道,这一再说明北碚的文艺活动更重于声音和表演,纯文学意义上的文字剧本倒显得无关紧要了。

的确,《嘉》创刊之后很长时间,这份小小的报纸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副刊,但“文艺”始终在该报占有重要的位置,《嘉陵江》自创办之日起,就有一个占位不小的栏目“余闲录”,可算作仅出一页的报纸的“副刊”。“余闲录”得名的来由,显然与《四川群报》(前身为《四川公报》)副刊“娱闲录”有关,卢作孚曾于1916年就职《四川群报》,担任记者和编辑,和主笔李劼人、驻京记者王光祈等人有过合作,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各项事业都有重要影响。“娱闲录”副刊已引起学界不少关注,研究者们认为“娱闲录”副刊上有不少清新的白话作品,像李劼人的《儿时影》《夹坝》等,“显然是一种‘走出古典白话’的新式写作”,“《儿时影》作为现代白话小说*早的尝试,值得我们格外珍视”[2]。很显然,“娱闲录”副刊上的白话写作和翻译,彰显了成都市民毫不遮掩的人生享乐,以及被物质欲望激活的现代情感,由此折射出成都新旧文化的更迭和新文学的发生[59]。但和“娱闲录”副刊有承续关系的《嘉陵江》“余闲录”栏目,从“娱”到“余”的一字之变,背后折射出语言方式、文学范式和精神品格大转变,也可看出“北碚路径”和“成都路径”的大不同。

  从《嘉陵江》创刊当天的发刊词《介绍〈嘉陵江〉》《请看六大特色的〈嘉陵江〉》,以及回归报纸初衷的《本报今后的新姿态》,可以得知,丰富的常识和有趣的文艺是报纸*大特色,因而,“常识”“笑话”“歌谣”“寓言”“故事”等一直是“余闲录”栏目主打内容。仅在1928年,创刊号上就有常识《取出水盆中的污物法》,笑话《无鸡生蛋》,3月6日第2期有常识《怎么会有雷》、歌谣《做人家》以及“笑话三则”《卤蛋是卤的》《审判官与贼》《你为什么不争气》,3月10是寓言《蛇头与蛇尾》,3月13日是故事《虞孚》,3月17日开始连载《懒人日记》,同天还有寓言《邻人偷鸡》、歌谣《摇钱树》,3月23日除了接着连载《懒人日记》,还有寓言《蛤蟆多言》、歌谣《两个鸡蛋》《方太公》《想娘亲》,3月30日是常识《茶不可多喝》、寓言(比譬)《人心不足蛇吞象》、歌谣《卖菜佣》。此后《嘉陵江》类似的“笑话”“常识”“歌谣”“儿歌”着实不少,这些内容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们更适合于读和听,但又不像传统说书人语言,而是类似摆龙门阵、拉家常的面对面交谈。可见,对声音的重视也是《嘉》及其文艺栏目“余闲录”的*大特色,像歌谣《摇钱树》《买菜佣》《做人家》等适合唱诵的声音艺术自不必说,“笑话”“常识”部分也完全是讲说听的模式;寓言和故事部分,既是传统故事现代演绎,也是从文言文本到口语故事的转换。颇有意味的是,1928年3月17日的《懒人日记》,是《嘉陵江》上**篇被标注为“小说”的作品,完全是一篇自我悔悟的告白或讲演,讲述自己如何懒,如何陷入鸦片烟瘾,搞得家破人亡,希望听众们引以为戒。4月12日更名为“随便谈笑”的版块,再次出现了标注为“小说”的《两个乡人的谈话》,完全是两个老邻居意外相逢的对话和交谈,留在峡区的给搬走的讲述峡防局如何剿匪和禁赌的事,搬走的那位想重新回到峡区。换言之,《嘉》上刊载的属于新文学重要文类的小说,同样是“声音”化的,不像京沪或者成都等地的文学报刊那样主要是基于文字书写和印刷。

当然,这些看似闲谈的笑话、故事、寓言、歌谣、小说,都不是为了简单迎合乡民的趣味,而是在说笑漫谈中向民众灌输一些现代常识,告诉他们如何适应现代生活和摒弃陋习,如何克服懒惰和为社会做事,如何形成公共意识和公共道德。

 

四、结语:“有声的中国”的文艺

  1927年2月,鲁迅应香港青年会邀请,做了一场讲演,题目是《无声的中国》。鲁迅开篇就讲:“现在,浙江,陕西,都在打仗,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我们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舒服呢还是不很舒服呢,别人也不知道。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给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来达意,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这也怪不得我们;因为那文字,先就是我们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人们费了多年的工夫,还是难于运用。因为难,许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于连自己的姓也写不清是张还是章,或者简直不会写,或者说道:Chang。虽然能说话,而只有几个人听到,远处的人们便不知道,结果也等于无声。”[60]

  鲁迅期望中国各个地方,都能发出声音,“可以先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这也是他对于作家和未来中国文艺的期望。就在鲁迅香港演讲的同时,卢作孚开始在遥远的西南,在军阀打仗更厉害的成渝地区,在土匪出没的江巴璧合四县交界的偏僻之地,开始建设的试验,这是地方建设的启动,更是在地方实验现代中国的开始,“在这一个乡村里为中华民国作小小的实验,供中华民国里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的参考”[54]。通过“有声的文艺”传播常识,普及民族国家观念,培养公共意识,是北碚这一“地方化的中国”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支撑。像读书会、运动会、听报告等文体艺术活动已然成为北碚民众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亦是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在地化体现。卢作孚也一再倡导,峡区的机关职员应“欣赏较高的艺术——文学,戏剧,音乐,图画和其他”,“以艺术的生活代替一切下流无聊的娱乐”;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期于以科学代替迷信”,因此,卢作孚认为北碚“应有许多公开的会集,尤其是公开的讲演,以代替茶馆,酒馆,乃至于烟馆闲谈”[52]47-48。杜重远正是看到北碚“每日有演讲,并附以电影”,见识到北碚民众的生气与活力,由此称赞北碚是“文化之乡”,是中国的希望。

  那些曾经吸引和有效动员了民众的声音,都无法录制和保存,今天也就无从再次聆听;幸运的是,报纸《嘉》留存了诸多“笑话”“故事”“金钱板词”“讲演”“报告”“新剧”,可以想象和感受二三十年代北碚现代文艺——有声文艺的繁荣与兴盛。比起文字启蒙,声音的启蒙更为重要,更能体现国家化的北碚如何迈入现代文明的历程。然而,囿于基于印刷文字的新文学观,“比起‘文字的中国’来,‘声音的中国’更容易被忽略”[61]。对更广袤的“乡土中国”来说,这些“有声的文艺”或许更为重要,也更值得关注,“北碚路径”的价值就正在于此。在这个意义上,《嘉》上的“笑话”“故事”“金钱板词”“讲演”“报告”“新剧”等,“算不算‘文学’,反而不是很重要”[62]。

  *后需要再次特别强调的是,本文并非要特别强调“地方北碚”经验的特殊性,恰恰相反,是想通过北碚这样的地方路径的发掘,探求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更为普遍的共性价值。长期以来,学界太过强调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大城市经验,如上海、北京、广州等诸多沿海城市,中国现代文学也多注重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但其实,这些大城市的经验未必在其他地方都有效。周宪考察现代性概念时,曾借鉴本雅明的“星丛”说,他提出“把现代性作为一个地方性的概念,实际上贯彻了‘家族相似’或‘星丛’的观念”[63];**的考古学家苏秉琦探讨中国文明起源时,提出了“满天星斗说”。有关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考察,亦可借鉴这些理论,思考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星丛”和“满天星斗”,北碚则是这“星丛”和“满天星斗”中耀眼的一颗。因此,考察北碚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探究北碚的有声文艺,其意义不止于地方文化和区域文学,而是由此打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的可能。

作者简介:

张武军,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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