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研究刊物
卢作孚与兼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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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与兼善精神
上传时间: 2020-07-16 16:24:12     作者: 唐 亮     来源: 卢作孚与兼善精神

 


卢作孚与兼善精神

 

    

1930年春夏,卢作孚带领峡防局和民生公司一班人,在考察江苏、上海、青岛、北平和东三省的过程中,深感办事业最缺的是人才,尤其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才。他提出下半年即在北碚“成立一中学校,专准备青年投考交通、同济诸大学,一方面准备应用。”卢作孚的构想,立即由他的朋友、同仁们开始实施。

  1930721日,在重庆北碚的火焰山上,民生公司的董事长郑东琴、民生公司董事川江航务处副处长何北衡、航政科长郑璧成、北碚峡防局的邓少琴、黄子裳等人在东岳庙里开会,成立了私立兼善初级中学校董会,公推卢作孚为学校董事会主席,毕业于北平法政大学的荣昌青年郑献征,被任命为中学校长。

  816日,卢作孚从上海回到重庆,成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兼善中学也开始了招生工作,首届学生以江北贫儿院遴选优秀者为基础,再在峡区招收数人,共29名学生。

  913日,“私立兼善初级中学”在北碚火焰山东岳庙里大殿正式开学授课。

  根据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第1129号训令公布之《私立学校规程》第八条规定,“私立学校以校董会为其设立者之代表,负经营学校之全责”,校长或院长由校董会任命,学校行政由校长负全责,校董会不能直接干预。这个规程所要求的私立学校开办条件里,除“设备完善,经费得以维持”外,还强调,私立的“大学专科学校教职员须合格”,专任教员必须占教职工三分之二以上;中学和小学的专任教员要占教职工的四分之三以上。据此,兼善中学校董会章程规定,常务校董会半年一会,职能是:选聘校长,策划学校事务及考察学校情况,筹划学校经费,监察审核学校财务保管学校财产。后来完善了的校董会简章规定,有资格任兼善校董者为两类人,一类是专门学者,富于教育学理及经验者;另一类为热心教育事业者,包括捐常年经费或巨资于本校者,这两类人经常务校董开会通过者才能够聘为学校校董。校董名额无规定,由校董产生的常务校董为9人;常务校董中产生董事会主席及副主席各一人,由主席代表董事会执行一切事务。1933年,兼善中学常务校董有:何北衡、郑璧成、李佐臣、熊明甫、黄子裳、罗广业、唐瑞五、张博和、卢作孚。这一时段校董会董事除康心如等社会贤达外,主要由北碚峡防团务局的干部和民生公司骨干成员构成。

抗战时期,兼善中学校董共41人,民生公司郑东琴、何北衡、耿布诚、李佐臣、郑璧成、宋师度、魏文翰、张澍霖等人及晏阳初、孙越崎等知名人士,实业家除美丰银行的康心如外,还有和成银行的吴晋航,北碚农村银行的冯书舫,川康银行的周季悔,川盐银行的丁次鹤,四川省银行的刘泗英,四川丝业公司的范崇实等,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也成为兼善中学重要校董。董事会主席,后称董事长,一直是卢作孚先生。

  最初的兼善学校实在艰苦,同学仅一班,器具尤不敷用,房舍尤不足分配,讲室自修室饭厅大礼堂均以正殿应用,桌椅板凳均由各处暂借。开学以后,卢作孚约集社会热心教育人士,募建校舍,在校师生们一齐动手参加建校劳动,先是建得平房数间,做了宿舍、教室。到1932年,兼善中学才招第二班学生。那时这个学校的硬件在一般人看来,简直就不象个样子。难怪后来国民政府一定要兼善出具种种报表,说明其设备、资产齐备。

  19311月,郑校长献征坚决去职,由西部科学院代理院长张博和继任校长。1932年春,实用小学划入私立兼善初级中学更名为兼善小学。1933年,兼善中学初一班毕业了,春秋又各招了一个班,秋天招的是第五班,以后常年同时在校有四个班学生,兼善中学初具规模。由社会各界贤达捐款建造了兼善中学的主楼,一栋漂亮的红色大楼——现在还矗立在北碚公园前的红楼。不但在当时遍地土屋平房的北碚是一个奇迹,即使在七十多年之后的今天,红楼仍然堪称精准完美的建筑。11月按规定向国民政府教育局上报的表册中,当时兼善中学经常收入共计16 850元。这些钱由三部分组成:

  1.学校资产或资金息金:有存款10万元,年息14 400;10万元存款,分别存在民生公司和北碚农民银行。

  2.学费收入2 050元,占学校总收入的14.24%

  3.其他收入:此项下只有兼善中学校董,美丰银行总经理康心如每年资助奖学金400元(奖4名学生。以后增加到600元,奖6名学生)。

  这时,兼善中学共有四个班,120余名学生,校内有职员4人,教师8人,校长1人,校役3人,校医是当时北碚地方医院院长宋玉田,会计由西部科学院会计周自天担任,宋、周二人都是义务服务,不另支工薪。校董会董事长卢作孚给巴县毛县长当年的呈文便很是自豪了:“此校在北碚,以峡区地方安静,风景幽美,新兴事业次第繁兴,且与渝合两市相距甚近,日有汽船往来,交通极便,环境之佳,无与伦比,诚一培养人材之良好地方也。”这时学校已有四层楼房一座,平房二栋,校园总面积20 960平米,建筑费银26 967.50元。在开办呈报表上填写道:“校舍位于嘉陵江滨平民公园之中,风景清幽甚饶诗意,中国西部科学院之博物馆、生物标本陈列室、地质陈列室、动物园、图书馆在其切近,于学生之参考甚为便利,而电灯自来水厂、三峡染织工厂、北川铁路公司、运河冰厂、煤球厂、炼焦厂皆相距不远,随时可以参观研究,对学生智识之增进助益不少。”这里罗列的文化机构和企业,今天看来都不希罕了,但在当年的重庆,足可谓第一。

  19364月,江巴璧合特组峡防局改组为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唐瑞五任区长,卢子英任副区长,辖北碚、黄桷、二岩、澄江、文星五个乡镇,管理权限为民政、保安、建设、教育四项。

  1937年春,兼善中学办学已六年多,硬件更加齐备,学校也在社会上有了一定影响,有一些要求进兼善的插班生,学校便想扩招一个班,即同时有五个班的学生在校。这一举措开始却被省政府以经费不合要求为由驳回,经多次呈报预决算书,说明撙节开支,可以维持五个班的开销,才得以办成五个班。私立学校的扩招不是那么容易的,从招生简章到课程设置都要报政府教育部门审核,常常要反复申报才能核定。

  在张博和校长和兼善人的努力下,在3040年代里,兼善中学始终贯彻作孚先生的办学思想,明确提出了兼善中学要为社会培养和造就“艰苦诚朴,奋发进取,服务社会”,具有兼善精神的英才。兼善中学像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一大批有志有为的青年从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岳池、广安、南充、阆中、仪陇、达县、万县、涪陵、南川、泸县、江安、峨嵋、成都等地,不远千里,慕名而来,蜂拥而至。就连著名作家语言大师老舍,教育家晏阳初、陶行知等名人也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兼善读书。1938年,李鹏的母亲赵君陶在北碚中央第三孤儿院任院长,他的妹妹李琼就在兼善中学读书。作孚先生子女也在兼善学习。张校长为把兼善办成名校,特意聘请了一批学者名流执教。如国学家复旦大学名教授顾实教国文,中国鱼类专家施伯南教生物,留美教授许桂英、美国人载大卫教英语,中国二胡大师刘天华的弟子著名作曲家储师竹教音乐。中国画界泰斗徐悲鸿的学生,著名画家李斛教美术,中国杠王吴玉昆教体育。还有一批高素质的教师刘雨若、师楚生、徐崇林、专亚群、席明真等人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另外,大哲学家梁漱溟,大教育家晏阳初、陶行知、沈钧儒、黄炎培、何鲁,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以及贺龙元帅都曾到兼善中学演讲视察。师高弟子强,兼善的学生参加全省会考,总是名列榜首,长期荣获四川省会考免试的殊荣。

  这一时期兼善中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十三年间共招收初中24个班。1937年秋,兼善还办过一届两年制的商科班,是职业教育的性质,比较能适应社会的及时需要。1939年起开始招高中第一班,十三年间共招高中26个班。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就成了日机轰炸的重点目标,北碚也常常遭受日机空袭的威胁。19395月,学校迁至北碚鸡公山槽房口,19424月,学校迁到毛背沱,作为永久校址,初中部迁到杜家街果园。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明文要求各校扩招,以安置战区迁来的青少年入学,兼善迅速扩大规模,并创办了高中部,学生一下增加两倍以上。战区来的知识分子加盟教师队伍,但由于贫困学生较多,战时的种种困难,经费还是大成问题。193712月,学校经费10万元,常年费17 610元,教职员20人,学生367人,有初一4个班,初二2个班,初三1个班,商业班1个。学杂费收入4 970元(250名学生,其中40名免费),奖学金520元,共17 610元,收支相抵。其中学杂费占总收入的28%。平均每个学生收学费237角(不含伙食费)。这时,奖学金要奖给品学兼优的6位贫苦学生。

  19381031日,《兼善友迅》第一期出刊,以后为了沟通校友与学校的联系,每年都要出版一至二期。

  1939年,后方物价已大涨,办学更加困难。到1941年,与战前相比,物价已大涨,学校成立了兼善公司,收入成为学校收入重要部分。公司文件如今历历在档,可证明其实实在在是为办学而设,不是为校长教师谋私利的。而民生公司到1950年清理股权时,尚有专人管理的“文记”股一万股(时民生公司全部股份不足八十万股),其股息年年拨付西部科学院。在1936年公布的公司章程中,已规定其常年盈余中,有相当比例是文化基金,作为给兼善中学及合川瑞山中学的专项补贴,并且西部科学院也将西山坪农场划拨给了兼善中学。兼善中学当年对贫困优秀学生进行奖励,一种是部分减免学费,一种是全免学费,再者连膳食费也免,最优者,除全免学费膳食费外,还要发给一定的生活补贴。后来在抗战时期,学生人数增多,办学益加困难,兼善中学让免去学费膳食费的同学,采取勤工俭学的方式为学校减轻负担。当时勤工俭学的同学很不少,他们在校长室及各教师办公室、医务室、保管室、图书馆工作。四川阆中人陈铮,其父是唐式遵部下,在台儿庄对日作战时牺牲了,家有八个孩子,生活极为困难,小时因家贫抱养给别人的陈铮,考上兼善高中后一直在校务处刻钢板,他就是后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担任过重庆市市委书记、四川省省长的肖秧。那时大家对这些勤工俭学的同学很尊敬,因为他们能够自食其力,而依靠家长力量来读书的学生,在他们面前很惭愧。那时的中学生,决不显摆家长的地位。卢国纪在兼善读书几年,同学们很久都不知道他是董事长卢作孚的儿子。

  兼善学生的特点是特别注重实干,当时社会上就流传着“舍得干,读兼善”的赞语。“七七”事变后,兼善中学学生热血沸腾。第七班竟有四名同学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为了保存国家文化种子,政府除办军校以外,并不很鼓励一般大中学生参军,然而,如原级长周子芹,“学习优良,体格强健,为全校之模范”,“素抱爱国热忱,满怀济世大志”,“诚朴而沉默,对人非常和蔼可亲”,“治学亦有苦干精神,写作,书画,文艺尤为善长,讲演也很突出。被同学称为‘卓异的天才’”,陈子君,“坦白直率,为人忠信”,爱研究社会科学,每天午后都到北碚图书馆读报,因为读禁书,还坐过两年牢。周、陈二君“对同学爱互助,对公众爱服务”,得教师和同学的拥戴。“七七”事变后,“他俩素来对国际知识和我国立国的处境,研究很深宏,尤其对暴敌之灭华企图,愤慨异常,早抱有投笔从戎的志向”。那时他们读了一本书《西线无战事》而深受影响,两位胸怀理想,热情勇敢的青年,带着自己不多的积蓄,离开学校。从重庆出发时,他们去过民生公司,受到亲切的欢迎和黄云龙经理的鼓励。他们学习期满后,带同队弟兄三十余人,辗转山西、河北、辽宁,到敌后打游击。他们说,那里的“老百姓和军队打成一片”,“各方面都令人满意”,他们参加了几次反“扫荡”。后来周子芹在司令部做文书,陈子君去了冀东,1939年夏天以后,就再没有陈的消息。

兼善中学课程设置,与今天大同小异,但细究起来,有些特点非常突出。兼善中学初中三个年级,各年级均设14门课,每课时为一个小时,一周为39个小时。各年级课程及各科每周课时如下:初一年级15门课,其中童军课有2课时实践,劳作课1课时实践,内容是学习竹工泥工;初二年级14门课,其中童军课有2课时实践,劳作课1课时实践,内容是金工,化学1课时实践;初三年级14门课,劳作课增加到每周4课时,其2课时实践,内容是木工;童军课有2课时实践,物理课1课时实践。这些功课里,“党义”和“童军”课是政府所要求的,后来才加进的。“党义”不全是党化教育,如初二年级“党义”的授课内容是:“我愿服膺行易知难学说,我愿练习民权的运动,我应该研究五权宪法,民生主义,建国大纲”。初三年级“党义”课的内容很有意思,竟是“实业计划”,似乎要学生们做实业救国的蓝图;“童军”课即童子军训练,三个年级都是每周3课时,其中2课时为实践。内容除了军事训练外,还有一些应急本领及生活技能,各年级训练内容如下:一年级:党义,规律,礼节,制操,棍操,旗语,斥堆,笛号,观察,结绳,救护,建造,露宿,服务,游戏等;二年级:党义,法令,礼节,表报,旗语,测绘,斥堆,救护,消防,结绳,建造,烹饪,露宿,响导,园艺,畜牧,游泳,制操,游戏,球类,田径,服务;三年级:党义,法令,规律,表报,测绘,旗语,斥堆,救护,消防,结绳,建造,烹饪,向导,园艺,畜牧,观察,游泳,田径,球类,划船,骑射,制操,露宿,服务等。兼善学生每天都有一、二个正课时是身体和头脑均受到训练,当时重庆比较有名的学校如私立巴蜀中学,也是重视劳作课和体育课的,但从课程表看,兼善中学的劳作课体育课还是安排得重一些。体育课三个年级的内容和今天的中学相似,有田径、体操和球类,但都有“国术”一项。体育课非常重要,而且要求严格,学生不光在体育课上锻炼,在学校锻炼,寒暑假回到家里,害怕不能保持自己的体育成绩,还得坚持锻炼,因为如果体育不及格,再加上某个学科不及格,有两门不及格,就该留级了。那时的中学不是使用统一编撰的教材,由学校自选各出版社编写的各科教材,兼善中学所选教材多为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所出版。当时的国文课里,文言文比例较大。初一年级,语体文与文言文比例为73,偏重记叙文抒情文;二年级语体文与文言文比例约为64,偏重说明文和抒情文;三年级语体文与文言文之比例为55,偏重议论文及应用文件。

  历史地理课颇有时代特点,如初二年级的历史课内容:近代史就偏重“自清代之勃兴到清末”历史;现代史偏重“自辛亥革命至国际现势下之吾国地位”。到初三年级,历史课要讲“外国史,上古史自亚非之远古文明至印度与佛教,中古史自朝鲜日本之开化至蒙古之西征,近世史自欧洲之文艺复兴至日本之维新,现代史自世界大战前之国际形势至战后之世界”。初二年级的地理课里,会叙述“辽河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各首区及南北地方、西部地方近百年丧失地我国人文概况”。初三年级上世界地理,要讲各国“政治状况之大概”,“分述各国最近之状况及列国相互之关系”。教师工作量比较大。1934年,四个班的四位级任老师各任课在20节以上,最高有24节,国文课老师全校只有两位,每位老师会上两种进度的课。最初,一些教师是西部科学院职员所兼,有的老师还兼兼善小学的课(北碚实用小学一度作为兼善中学附属小学)。这一时段,师楚生教务长任16节历史地理课,张博和校长任12节公民课。后来抗战期,学生增加很多,教师增加到四五十位,张校长才没有兼课。

  抗战期间,学校积极开办民众学校,推进民众教育,仅以19409-19416月为例,学校就有教职员20人次,学生153人次参加。开办民众学校高级班2个,毕业29人,含女性3人,初级班4个,毕业57人,含女性18人,办民众识字报1期,壁报36次,民众卫生指导12次,抗敌宣传8次,听讲16 549人,成绩展览会2次,歌咏团演唱抗战歌曲16次,戏剧队演出抗战戏剧6次,提高抗战情绪,推行科学教育8次,受教育人数2 313人。在兼善天下的社会事务中,学生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培养和提高。如接替周子芹的级长陈兴让,就有超乎寻常的办事能力,文言文数全班之冠,能做古诗,是壁报编辑,排足球主力,拉拉队课外活动极热心。更可贵的,陈兴让还兼任了民众夜校的校长。

  兼善中学以为,国家需要的人才,“必须有精深专长之科学、坚强健壮之体魄及公忠体国之精忱”。从兼善的学生身上,正体现了这样一个培养方向。兼善中学的校训为:智  仁  勇  恒。这与张博和校长母校——北京汇文中学的校训“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有相同的地方,但又多一个字“恒”。这个字,对于年轻人非常重要,对于我们的国家,也更为重要。

  兼善学生,离开学校后仍关心母校。1945年,19岁的杨益言已考入迁到四川宜宾的同济大学,在校友调查表上,他对母校的意见一栏上写道:“一、抗战胜利,迁川各大学将迁返,为发扬兼善精神,为国作育人才,希望设立兼善大学;二、整理兼善公司,让财源大增,对同学收费少一些,使贫苦同学不致有向隅之恨。”

  到1941年,与战前相比,物价已大涨,为学校创收的兼善公司已成立,兼善公司办煤矿,烧石灰,开饭店,设旅馆,还有闻名一时的西山坪农场,可谓多种经营,花开数朵。兼善公司收入成为学校收入重要部分。毕业于南开大学商科的校长张博和兼任经理,学生说他经商理财“不让陶朱”。兼善公司的种种经营,创办最早最有特点的是兼善农场。兼善农场最早最大一块是西山坪农场,占地1200亩,原是由当地士绅捐出的荒山,不占良田,无一点扰民的土地纠纷,“为学校造产,以开展教育,为地方兴利以福利农民,遂从事于农业学理之研究,进而作实地之经营”。从烧荒开始,举起锄头开垦,收集兽骨烧灰与农家肥相混,“试种了西瓜油桐果树蔬菜,不数年已获惊人成果,使无用荒山变成熟土”。再有毛背沱农场200亩,1933年着手香蕉果树蔬菜之栽培试验。1936年冬又办杜家街果园40亩,天生桥广柑园120亩,从事大规模柑桔栽培,并作各项优良品种之繁殖。抗战时生活艰苦,内迁人士客居重庆,思念北方的西瓜,南方的香蕉。时北碚已种出西瓜与香蕉,仅西瓜一项,年产能达到600万斤,成为当地农家重要经济作物,大大增加了农民收入,又给陪都市场带来一清新之风。档案记载当时盛况,说是当年西瓜种植已“推及全川各地,峡区内成绩最著,每户农家年年必种,因此区山多田少,地瘦民贫,种普通农作,胼首胝足,劳苦终岁,所得除收益,难以维生,惟种西瓜获得颇厚,每年收益,除维持全家生活外,尚有盈余,是以造成本区农民主要产物,每年产瓜约六百万斤,且逐年上增,瓜未上市,渝合间果贩已往来如梭,云集草街乡,进行交易,现在贫穷之西山坪已变成富庶之产瓜区域,而平淡之草街乡,竟成繁荣热闹市场”。到摘瓜的季节,张校长会派人带了西瓜送朋友,以感谢他们对学校的帮助,比如到重庆招生,对于支持兼善入学考试的单位,就送上几只西瓜。兼善农场的社会效益可谓巨大,而试种、推广西瓜,送西瓜到市场的活动,对于兼善学子,是印象深刻的劳动教育,难怪几十年过去了,西山坪西瓜的滋味还在人们的心头回甜。兼善张博和校长,三摆西瓜宴,既推广了种瓜技术,又做了产品宣传,还扩大了学校影响,培养了学生实践的能力,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当年兼善农场种的香蕉、柑桔、苹果、梨、桃、樱、李、柿、山楂、石榴、杨梅、橙柚、板栗、核桃、葡萄及各种蔬菜花卉,现在尚有当年余韵;约克夏猪,隆昌猪也推行一时,其他如桐树蚕桑等现在已不多见。卢张二人志同道合。但张校长做张经理,并不是那么顺利,资源不过荒土和小煤矿,投入大,见效慢,而抗战后期和战后,中国经济环境越来越恶化,张校长经商长才的发挥似乎不很理想。他“受命危难,勉勉皇皇,计划有方,内外井然,更坚苦卓绝,身体力行,为师生之表率,所聘教师,皆精诚无间,循循善诱,群策群力,咸认兼善为毕生事业,深得社会人士之同情赞助,因此学者如归,人数渐增。”工作加重,但他与所有级任导师的工资一样,均为150元。

  在音乐教师储师竹先生的引导下,高雅的民族乐器二胡开始在兼善中学迅速普及。储先生自幼酷爱音乐,师承中国二胡大师刘天华,南京音乐专科学校国乐系教授。1939年,储先生因抗战流亡来川,应聘到兼善中学任音乐教师。抗战艰苦,苦无乐器,储先生发明,用竹筒做琴筒,用牛皮纸代替蛇皮蒙二胡。这种纸竹二胡音量较小,音色柔和,别具一格。北碚到处都有竹子,材料易得,那时兼善中学二胡普及到几乎人手一把,二胡迷到“连课间休息十分钟也弦歌不辍:不会拉二胡的人在这种熏陶下,对许多二胡名曲也耳熟能详了”。那时的鸡公山上,林间溪边,琴声悠扬,飞鸟和鸣,师生们生活艰苦,精神饱满,一种质实高雅,丰富而空灵的性格气质悠然养成!从此,好音乐,尤善二胡便形成一个传统,在兼善中学保留了许多年。1940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山风拂煦,鸡公山上兼善中学大操场,举行了一次盛况空前的演奏,当八百把二胡同时拉响之时,一股“浩荡柔和的音乐顿时弥漫山谷林间,在晚风中飘浮回旋,人们仿佛沐浴在乐浪里”,“景象之壮观,至今思之仍令人悠然神往”。那时兼善中学刚办高中,高初中学生共一千二百名,演出人数竟达三分之二!而且演出水平相当高,演出的合奏曲有《光明行》、《前进操》,独奏曲有《良宵》、《病中吟》和演奏技巧要求很高的《空山鸟语》、以及储先生为悼念先师刘天华而作的《山村夜奠》。在教育史上,这次演奏是一大奇观!加拿大友人文焕章专程前来录制了这次演奏的唱片带回北美播放。储先生为兼善留下的,还有校歌的旋律。歌词为校长张博和所作:“不说一句虚话,不做一件假事,把一切艰难困苦都放在我们肩上。加速的突进去,换那未来世界的和平幸福。努力吧兼善青年,我们的责任何等重大。”

  学校教师组织了“益壮社”,经常开展体育比赛活动,带动了兼善学生的锻炼热情。兼善中学学生生活丰富多彩,学生大多住校,每到周末,都由学校安排活动,或旅行温泉公园,攀登缙云山,或参观北川铁路,三峡染织厂,或野餐露营,或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又常有讲演会,常到北碚街区参加民众教育,到学校办的孤儿院工作,更要参加学校或兼善农场的劳动。这些活动也是兼善教育的重要部分,成为兼善学生的宝贵记忆,给予学生影响之深远,并不亚于课堂学习。在这一时期,兼善中学的风格和特色已基本成型。

  (本文部分内容节选自重庆市兼善中学校校本教材《卢作孚思想与兼善精神》,参考部分校志及北碚志内容。)


                                                                                                      作者简介:

                                                                                                      唐亮重庆市兼善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