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研究刊物
北碚城镇建设规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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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城镇建设规划(上)
上传时间: 2020-03-10 15:53:50     作者: 李文泽     来源: 北碚城镇建设规划(上)

 


北碚城镇建设规划(上)

 

李文泽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将空间分为“感知的空间”与“构想的空间”。“感知的空间”即为具有物理状态的社会空间,在政治权力介入北碚之前,“冷社会”背景下,依靠人民的一定意识形态形成的社会空间;“构想的空间”是历经了具有权力导向的工具与手段改造后的空间,“构想的空间”通过改造空间形成了一种隐性的空间权力,干预并控制着空间建构。卢作孚通过东北之行对青岛、大连等城市建设的学习,利用西方的城市规划理论,通过对北碚进行城镇规划完成空间构想,体现于城市规划下城镇空间对传统乡村空间的替代,使北碚从“感知的空间”向“构想的空间”转化。

1 西方城市建设理论的影响  

  ①现代功能分区思想

  20世纪20年代后,西方的城市功能分区规划思想传入中国。30年代我国在沿海发达地区如上海、南京等城市进行了实践。抗日战争爆发后,位于大后方的城市涌入大量专业技术人员,在政治与经济条件的支持下,重庆、昆明等内陆城市开始新一轮的城市计划。

  近代西方国家为改善市民居住环境,公共卫生条件而兴起了各种城市运动,例如英国的田园城市运动、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等,在此基础上,各国制定了相关的城市计划法。最早是英国在1909年产生城市计划法,随后德国首创了城市分区制。

  不同于中国古代王权思想影响以统治者为中心的城市规划,近代中国城市开始从被动转向主动学习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其中分区制对中国近代城市规划的影响较大。分区制在20世纪初先后在美国和日本得以实施。所谓“分区者,乃于都市内,用法律,划定区域,并于各种不同区域内,规定不同之规则,禁止有妨害或不适宜之建筑物,乃有妨害,或不适宜建筑物与土地之使用。”分区制的划分类型分为“依房屋容量而划分和依土地用处而划分”两种。其中,依房屋容量而划分区域者,是依房屋的高低,建筑的面积来划分区域。而依土地用处而划分区域者,是指依土地的用途和性质,通常划分出工业、住宅、商业等三区。国外也有学者划分为工业、住宅和混合区,住宅、商业、轻便工业、笨重工业及等四区。

  1)“功能分区”思想在战前中国的实践

  中国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在引入田园城市思想的同时也将分区制导入。1925年《东方杂志》22卷第11号刊登了张锐的“城市设计”,最早介绍了城市分区问题:“本节之所谓分区问题,如我国现有之警区然,以任意分区也。分区云者,无意义之地理上之分区,为一种职业上之分区”。

  中国城市最早使用分区制的是1927年的苏州城市规划,随后1929年南京的《首都计划》中根据分区制进行了城市功能分区,同年上海制定的《大上海计划》也导入了分区制,此外广州、无锡、汉口等城市中也尝试运用了分区制的规划思想。20世纪30年代前后,分区制在城市规划中的运用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南沿海沿江等相对发达城市。

  2)战时《都市计划法》的拟定

  19396月,国民政府在战时颁布了《都市计划法》,这是1933年功能主义城市规划宣言《雅典宪章》诞生后,国民政府借鉴西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效仿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的内容和形式,制定的中国首部城市规划法。这也是第首次以法规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提出“功能分区”思想,在中国近代城市规划中更加明确了功能分区的意义和方法。

    和1938年制定的《建筑法》相比,战时颁布《都市计划法》包涵的内容较为笼统和简略,计32条。按照该法规定,应尽先拟定都市计划的城市有:市、已辟之商埠、省会、聚居人口在十万以上者,及其他经国民政府认为应依本法拟定都市计划之地方。这样几乎涵盖了当时中国的大中型城市,反映了国民政府拟以现代城市建设的模式改造旧有城市的意愿。在该法规的第十条,以现代城市规划所涉及的内容,来编制各城市的都市计划,包括9点:市区现况,计划区域,分区使用,公用土地,道路系统及水道交通,公用事业及上下水道,实施程序,经费,其他。此外,法律规定了对于诸如地势、人口、气象、交通、经济等状况的分析,“尽量以图表明之”。还要求“附具实测地形图明示山河、地势、原有道路村镇市街及名胜建筑等之位置与地名,比例尺不得小于二万五千分之一。”[1]都市计划的内容,战时环境下执行起来颇有难度,大多城市由于无实测地形图,编制的计划,图例较少,大多是以文字叙之。[2]

  《都市计划法》的核心内容是强调功能分区的思想,该法规的第12条至18条,明确要求各大都市应划定住宅、商业、工业等限制使用区,必要时划定行政区及文化区。其中,宅区内土地及建筑物不得干扰居住环境;商业区内的土地及建筑物不得干扰商业气氛;具有特殊性质的工厂布置在工业区的指定位置;行政区应尽可能布置在中心地段;文化区应布置在幽静地段。此外,法律还规定了城市市区道路系统以及预期发展的道路、城市公园等占用土地面积的比例。对城市的公用建筑设施如城市广场、学校教育、饮用水水源卫生设置、垃圾的处理运输等也做了明确的规定。[3]

  该法律制定了分期分区实施都市计划的原则,新旧市区也采取不同的办法,旧城市,一方面按照分区法另辟新市区,另一方面对原有市区施行逐步改造的策略。而对新设市区,首先完成主要道路及下水沟渠等工程建设,以及完成新市区建筑地段的土地重划。

  虽然《都市计划法》颁布之时,中国的大部分城市仍处于战争之中,无法进行正常的城市建设,但在战时大后方的城市,由于因空袭轰炸的城市重建市以及因疏散的城市拓展,“功能分区”思想得以延续和实践。如战时重庆,1940年由重庆市临时参议会通过的“重庆建设方案”,首次大轰炸后城市重建时,提出分区建设方案。随后在1941年,由陪都建设委员会完成“陪都重庆分区建议”上报行政院。同年,昆明市制定了《云南省昆明市三年建设计划纲要》拟定了战时昆明市的分区办法,甚至远在新疆乌鲁木齐也在同一年编制了乌鲁木齐的第一份城市规划图《迪化市分区计划图》。而在抗战初期选定的陪都西京(今西安),在1937年制定了《西京市分区计划说明》以及1941年的《西京计划》,同样是用西方现代城市功能分区思想来指导城市建设,因此,西京应是近代中国西部城市中最早运用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城市,重庆、昆明、贵阳等西部城市却是在1939年《都市计划法》颁布后才开始制定城市的分区计划。可以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变革中自发主动运用的“功能分区”思想,随着战时《都市计划法》的颁布,西部因抗战而兴的城市中得以延续。

  ②戛涅与其“工业城市”构想

  1901年,建筑师戛涅提出了其“工业城市”的城市规划理论,描述了未来大型工业城市的布局问题,戛涅从工业本身的发展为切入点,设想城市的选址是考虑交通因素与工业原材料的因素。

  他设想的这个“工业城市”中,在城市内部的布局中进行了功能分区布置,划分为工业、居住、城市中心等,各功能之间相互脱离,便于各区域的扩展需要。戛涅将工业区布置河道旁等交通便捷的区域,用地选址以满足于工业需求为前提。城市中的其他功能,均在排布在通往工业区的道路两侧,铁道战布置在沿路的居住区与工业区之间。公共建筑集中在市中心,有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展览馆、集会厅、剧院等;市中心两侧是长条形的居住区,居住区内部在细分为几个拥有小学的独立片区。居住区的建筑形式为两层楼的独立建筑,建筑不设围墙,组成统一的建筑群。疗养及医疗中心位于最北段向阳面,处于区域中最好的地段。

  戛涅的工业城市的规划方案摆脱了以学院派为代表的传统城市规划手段,即利用轴线和放射图案彰显统治者权力的现象。在城市规划中,他更注重各项城市功能的需求与联系,例如在工业区内部的细分中,钢铁煤矿等重工业远离居住区布置,纺织等轻工业则紧靠居住区布置。在居住区的规划中十分注重服务配套,且对建筑的通风及日照环境要就严格。戛涅十分重视公共空间,在规划中一半的用地均作为公共绿地,在绿地中布置城市的步行系统。对于城市街道,依照交通性质不同宽度各异,有轨电车线沿主要街道布置,起到联络各区的作用。[4]

在工业城市的规划中,戛涅将各类用地以用地功能不同进行布置。这一做法为1933年《雅典宪章》所提出的功能分区的原则提供了充分的参考价值,同样对于解决城市工业区居住区同时存在而带来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③欧文的城市乌托邦

  工业革命以后,经济迅速发展,人口快速向城市涌入,人口的聚集程度与城市的发展速度并不匹配,造成城市生活环境的破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本家为自身利益盲目发展经济,占用城市土地,使城市中心聚集大量的平民窟,从而使得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危害劳动人民的生活,也妨碍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工业革命产生的巨大生产力,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原有的城市的功能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封建时期的以家庭手工业为中心的城市结构和布局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

  在此背景之下,19世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他针对当时资本主义暴露出来的各种矛盾,进行揭露和批判,他认为要想使人类幸福生活,就必须打破旧有的社会秩序,把农业劳动、手工艺和工厂制度相结合,合理利用科学发明和技术改良创造新的财富,个体家庭、私有财产以及特权利益将会消灭,未来社会将会按照公社制度组成,土地归为国有,分给各种公社,最后分布到全世界,形成公社总联盟,根据其这种理想,他提出了新协和村的方案。[5]

  1817年,欧文以其社会主义理想为基础,将城市封闭起来,作为完整的经济运行体、完整的生活与生产环境进行研究,提出“新协和村”的规划方案:村中居民为3001 200人,平均到每人0.4公顷的耕地面积,边界采用长方形形态。村的中央正布置一个长方形房屋,内有小学、幼儿园、食堂等。住房附近有用机器生产的作坊,村外有农耕用地。村内的生产与生活均为自给自足,村民共同劳动且共享劳动成果,体现了早期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思想。但欧文宣传的这些设想,遭到了当时政府的拒绝。

  1825年,欧文以15万美金购买美国的印第安纳州的面积为12 000公顷的土地,带领900名成员建设新协和村,苦心经营,但最终失败。[7]

  分析其原因,可以看到当时经济水平和人民的思想高度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要求,生产力水平不够发达。资本主义此时处于强势地位,共产主义无法生存,社会性质的不兼容性,且社会矛盾没达到无法缓和的地步。新协和村的生活模式无法满足当时人们期望的生活,虽有空间权力的介入,但是缺乏资本流动,与时代的发展相违背的模式必然失败。新协和村的发展是势必会影响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劳动力的转移,遏制了工厂的扩大,必会受得社会主流的排挤,政府不予以支持。新协和村的本身也有很多的局限性,如村与村之间的联系,信息的交流,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等。

  新协和村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经验为缓解社会矛盾提供一种方案对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提供一种新的模式,为共产主义思想的完善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参考。其进步思想,对后来的规划理论,如田园城市、卫星城市等有重要作用。

  新协和村讲求平均,提倡公有,打击私有与个人利益,为卢作孚在北碚的乡村建设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但新协和村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物并不具备时代性,把城市作为经济实体这种做法也不具备参考价值,卢作孚在乡村建设之中依然立足于北碚的现实情况,将经济建设放在首位,才得以成功。  

  ④霍华德与田园城市

  霍华德在他的著作《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认为应该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他称之为“田园城市”。田园城市实质上是城和乡的结合体。1919年,英国“田园城市和城市规划协会”经与霍华德商议后,明确提出田园城市的含义:田园城市是为健康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的城市,它的规模能足以提供丰富的社会生活,但不应超过这一程度;四周要有永久性农业地带围绕,城市的土地归公众所有,由一专业委员会受托掌管。

  霍华德对他的理想城市作了具体的规划,并绘成简图。他建议田园城市占地为6 000英亩(1英亩=0.405公顷)。城市居中,占地1 000英亩;四周的农业用地占5 000英亩,除耕地、牧场、果园、森林外,还包括农业学院、疗养院等。农业用地是保留的绿带,永远不得改作他用。在这6 000英亩土地上,居住32 000人,其中30 000人住在城市,2 000人散居在乡间。城市人口超过了规定数量,则应建设另一个新的城市。田园城市的平面为圆形,半径约1 240码(1=0.9144米)。中央是一个面积约145英亩的公园,有6条主干道路从中心向外辐射,把城市分成6个区。城市的最外圈地区建设各类工厂、仓库、市场,一面对着最外层的环形道路,另一面是环状的铁路支线,交通运输十分方便。霍华德提出,为减少城市的烟尘污染,必须以电为动力源,城市垃圾应用于农业。

  霍华德还设想了田园城市的群体组合模式:由六个单体田园城市围绕中心城市﹐构成城市组群﹐他称之为“无贫民窟无烟尘的城市群”。

  其地理分布呈现行星体系特征。中心城市的规模略大些﹐建议人口为58 000人﹐面积也相应增大。城市之间以快速交通和即时迅捷的通讯相连。各城市经济上独立,政治上联盟,文化上密切联系。霍华德田园城市的群体组合把城市和乡村统一成一个相互渗透的区域综合思想,形成一个多中心,整体化运作的城市系统[8]

霍华德关于解决城市问题的方案主要内容包括:

  1)疏散过分拥挤的城市人口,使居民返回乡村。他认为此举可以解决城市的各种社会问题。

  2)建设新型城市,即建设一种把城市生活的优点同乡村的美好环境和谐地结合起来的田园城市。这种城市的增长要遵循有助于城市的发展、美化和方便。当城市人口增长达到一定规模时,就要建设另一座田园城市。若干个田园城市,环绕一个中心城市(人口为58万人)布置,形成城市组群。遍布全国的将是无数个城市组群。城市组群中每一座城镇在行政管理上是独立的,而各城镇的居民实际上属于社会城市的一个社区。他认为,这是一种能使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改革目标充分发挥各自作用的城市形式。

  3)改革土地制度,使地价的增值归开发者集体所有。霍华德不是担任城市规划师角色,他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改革者。卢作孚在北碚的乡村建设之中具有同样的任务,他将原有的宗教用地以及民宅进行征集与集中利用,实则与霍华德的做法一致,将原来传统社会势力的土地归为集体所有,转化乡村权力单元内的空间。权力至集体,即从私向公的转变。

  ⑤公园的建设

  为了解决工业城市的迅速发展带来的人口健康问题,公共公园运动(Public Parks Movement)在19世纪30年代逐渐兴起,公园成为当时社会文明的象征和符号,西方国家在1885-1914年之间兴起了公共公园建设的高潮。李寅恭、陈植、顾在埏、方逖生等为代表的市政学者首先将西方公园建设的理论和经验作为效仿西方现代化的市政策略,引入中国进行实践。因此此时在上海、天津、安庆、汉口等地进行了大量的公园建设实践。

  公园在传入中国之初起到了启蒙民众的作用。早在1905年,以宣传西方文明为宗旨的《大陆》杂志就刊发了《拟造公园》一文,报道了鄂都准备在武胜门外修建一座公园,种植各种植物,并作为农业学堂的暂时地点,修建目的为“以开个人智识”。[9]1917年《南京第一公园管理处章程》中第三条规定,“本处本革命化、艺术化、民众化的精神进行社会教育,及市民各种游息、娱乐事业。”[10]

  当时的学者也将公园与城市卫生问题相结合。1926年陈植在《市政与公园》一文中讲到“公园之都市也,其重要一如肺之于人也,窗之于室然……西人喻公园为都市之肺脏。”并详细地阐述了公园在公共卫生、市民教育和城市防火等保安方面的功能。希一在《言论——市政与公园》中认为城市空气污浊,是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而设置公园就是补救的方法,是现代改进社会生活最重要的问题。并总结了公园的修身养性、有益卫生、便利运动、减少火灾、辅助教化和都市美观五个公用。因此在政治革新和市政改良不遗余力的背景下,倡导市政专家最能代表全市民众极大利益的公园建设。1927年,广州市市政委员长甘乃光在《提议收回法领事署开闭公园意见书》一文中曾经引用西方公园设计的名言,称公园“都市之肺腑”,提议使用法国领事府的天然林木作为绿化设置建设公园,1929年,广州市工务局将旧法国领事署收回之后进行公园的规划和设计,并设计了喷水池、男女分离的厕所、花牌坊和公园长椅等等。

  在20世纪30年代前,中国引入的公园建设理论的发展路径也经历了一个专业化、系统化的过程,对公园的作用的认识也是逐步发展与深入的,早期只是将公园作为西方文明的象征,后期逐步认识到公园公共性的本质,从认识到公园对城市卫生的提升,到公园可供人民游乐悠闲,后来更认识到公园可以提升土地的价值。在公园的建设方面,中国先是利用废旧区域的空地修建单个公园,然后上升到城市整体的层面对公园系统进行规划与设计,同时在此时的城市规划与道路规划的文件中会预留公园建设用地。而中国对西方公园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学习,利用短短几十年将西方近两百年的经验投入实地建造之中,体现了近代中国城市建设之中向西方拿来主义式的照搬状况,卢作孚建设北碚近代公园的时候,虽然也照搬了部分理论与做法,但卢作孚深知北碚的社会结构、人口构成、民众的思想观念与西方绝不相同,这是卢作孚可以成功在北碚建设公园体系的一大原因。

2    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蓝图

卢作孚对乡村建设的认知并非从其任峡防局局长以来就一成不变,1930年的东北考察是其“乡村现代化”思想形成的转折点。在经历了两次由于军阀混战的教育失败之后,卢作孚并未放弃,1929年其所写的《乡村建设》中,仍然强调乡村建设第一重要的事业是教育事业。19306月卢作孚带队赴东北考察后,领略了日、俄对东北的经营与建设,同时也认识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野心,认识到东北问题即是中国的问题,保家卫国十分紧迫。于是卢作孚在此之后将乡村建设事业的重点从教育转移至经济建设,缘由是“中华民国根本的要求是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11]可以见得,以经济建设为根本的“国家—乡村现代化”才是卢作孚推行乡村建设的根本目标。

  可以见得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思想延续了“国家现代化”思想。卢作孚在其于19348月所写的《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一文中既提出了“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又阐述了其具体和内涵,即“要从国防上建设现代的海陆空军;从交通上建设现代的铁路、汽车路、轮船、飞机、电报、电话;从产业上建设现代的矿山、工厂、农场;从文化上建设现代的科学研究机关,社会教育机关和学校。这些建设事业都是国家的根本。”[12]

  在同一篇文章中,卢作孚提出了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乡村现代化”的具体目标,即“以嘉陵江三峡为范围,以巴县的北碚乡为中心,始则造起一个理想,是要想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功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13]

  193410月,卢作孚在《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一文中,详细描绘了其“乡村现代化”的蓝图。主体分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两方面,经济方面细分为四大事业,分别为矿业、农业、工业和交通事业,其中矿业包括煤、铁、磺等工厂;农业包括牧场、农场、森林、果园等;工业包括制碱厂、制酸厂、染织厂、水门汀厂、发电厂、炼焦厂等;交通包括铁道、水路、公路、邮电通信、电话通信等;文化事业分为研究事业和教育事业,研究更加侧重于全方位的实践研究1,教育事业对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同步进行2。最后卢作孚对“人民”和“地方”分别作出要求,要求人民“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不良嗜好,皆无不良习惯。”要求地方“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皆可游览。[14]

其中卢作孚明确地将经济事业包括矿业、农业、工业和交通事业的建设放在了首位,将文化事业放在了第二位。以上即为卢作孚对“乡村现代化”的设想,是对北碚乡村建设的较完整的设想,是北碚乡村建设的指导性思想,虽然无明确与北碚乡场的空间格局直接关联,但是乡村建设而带动的城镇空间格局的演变完全是基于卢作孚“乡村现代化”的蓝图。

3    《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计划》的颁布

  经过1927年至1935年的前期乡村建设实践,峡防局清剿峡区48场及周围13县,出击100余次,峡区的匪患状况已基本肃清。江、巴、璧、合四县峡防局于19353月发布《峡防局事业纪要》,内容分为文化事业、治安事业、经济事业三部分,该文件对8年来峡防局在峡区中所做的事业进行了总结。这也是峡防局改组前发布的最后一个政府文件。1935年秋,卢作孚认为“峡防局辖区治安已无问题,而教育、文化、建设等事业亦皆略有基础,乃拟具改组峡防局为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之计划,呈报四川省政府。”

  经四川省政府批准193641日,峡防局改组成立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区署由区长唐瑞五、副区长卢子英统领,下分乡村设计委员会、秘书室以及财务股、建设股、教育股和内务股。何北衡与卢作孚任分别任实验区乡村建设设计委员会正、副主席,而卢作孚仍然是这一地区乡村建设的实际指导者。实验区署总结过往乡村建设的经验,为了使城市管理更加条文化与制度化,区署颁布了详细的乡村建设实验区计划书。(图10、图11

  1936 9 月,实验区署颁布《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计划》,内容丰富、思想明确、操作性强。自其颁布起至 1949 年解放前夕,13 年来北碚的城市规划与 建设,基本上按照该《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计划》逐一贯彻与实施。

    《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计划》分“教”、“养”、“卫”三大部分。其中将“教”摆在首位,足以见得实验区署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从《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计划》中可以看出,实验区署将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摆在同等重要位置,强调对全民教育的普及。卢作孚实施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现代化的“人”,使之成为“复兴乡村,民族再造”的栋梁之才,现代化的“人”是乡村空间权力的主体所在,兴办图书馆、博物馆,创办读书看报以及强身健体活动是促使乡村空间权力转移的手段。

“养”是实验区的重点工作。包括了农业、工业、矿业、水利及水力、合作事业、救济事业六部分。农业方面,重点工作在于对优良品种的果树与牲畜的培育,注重农业的综合效益提升;工业方面,重视先进生产工具的利用,着重发展就地性的优势产业,利用纺织、造纸、陶瓷、水泥等;矿业方面,通过引进现代化的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充分挖掘就地性的自然优势;水利方面,重点工作为就地水源与生产生活用电的转化工作;合作事业方面,建立金融机构例如消费合作社;救济事业方面,设立育儿院、养老院、残废院、感化院等等。卢作孚兴办各项乡村建设事业,因地制宜地选择合理的产业进行现代化生产,并使之成为北碚的经济支撑,卢作孚此举也为了给民众提供工作岗位,使民众可以通过自己(下转第56页)(上接第53页)的双手创造财富,也使民众可以融入新的集团生活之中,成为新的空间权力主体。

  但由于政局动荡且经济条件紧张,以上规划并未完全实现。

  在卫的方面,分为公安、交通、卫生三个小版块。公安方面包括了对公安、警察等与社会治安相关的管理制度,并严格规定了公安、警察的职责;交通方面对区域内的道理建设与邮政通信建设进行了规划;卫生方面对医疗体系的建设、防病防疫工作进行了规划,力图将嘉陵江三峡地区营造起一个和谐、健康的环境。[15]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李文泽,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3]中华民国都市计划法[M].1939 .

[2]邹广天.哈雄文和他的建筑人生路——纪念哈雄文先生诞辰110周年[J].建筑师,2017(6):109-117.

[4]城市规划原理[M].2011.

[5]吕霞. 城市聚落本体与功能的时序性运动[D].天津大学,2013.

[6][7]董杰,贺显.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简述[J].建筑设计管理,2006(5):43-4548.

[8]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M].1989.

[9]拟造公园[J].大陆.1905.

[10]南京第一公园管理处章程[M].1917.

[11][12][13]卢作孚.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M].1934.

[14]卢作孚.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M].1934.

[15]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工作报告[M].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