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研究刊物
地方性再生产的时空逻辑 ——基于北碚乡村建设的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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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再生产的时空逻辑 ——基于北碚乡村建设的理论分析
上传时间: 2022-07-15 13:30:31     作者: 宣朝庆 王茹薪     来源: 地方性再生产的时空逻辑 ——基于北碚乡村建设的理论分析

   

一、问题提出:乡村振兴与地方性再生产

  (一)现代化悖论:乡村振兴也要面对的老问题

  在可预期的未来,乡村振兴会给农村带来什么变化?这是当前学界正努力探索的重要问题,在乡村的产业经济、文化内涵、生态建设、组织治理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巨大进展。1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大部分乡村地区必将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但在可预见的历史性进步之外,也让人不免担心中国乡村发展中长期面临的“现代化悖论”是否会再次上演。一方面,乡村建设将极大地促进乡村经济与物质资源的发展,推动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现代化所带来的同质化过程,也可能会引发“千村一面”的消极后果,使乡土社会丧失地方特色,历史文脉断裂,地方性特征变异、消亡。果真如此的话,乡村振兴将变成无可安放的“乡愁”,对乡土社会和整个中国文化而言,会是致命的打击。

  我国乡土社会的“地方性”是长期封闭内聚的历史过程造成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1]5,由此形成了独特的行为模式、风俗习惯和地域结构,传承着数千年来符合中国人生存方式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特征。这种独特的地方性既是乡民身份认知与情感寄托的起点,又是维系地方整合与发展所需要的历史资源。近代以降,传统乡土社会的“地方性”不可避免地遭遇现代化的解构,乡土社会的区隔与封闭逐渐被打破,村庄和乡民与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和广泛。与此同时,根植于“地方性”的社会文化也逐渐瓦解,造成无以依归的乡愁与精神认同上的焦虑。若任由“地方性”式微,必将导致乡土社会的异化与个体精神世界的冷漠。因此,在乡村振兴研究中,应格外重视对地方性再生产的研究,尤其要注意在百年乡村建设的视野中审视这一问题,鉴往知来,吸取经验教训。有鉴于此,本文试图探究如下问题:在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地方性应如何回应现代化的冲击并重构自身价值?其重构的生产逻辑和演进机制该如何展演?这对我国当前的乡村振兴行动有何启示?

(二)理论探析:地方性与地方性再生产

  地方性是“地方”1概念的衍生。“地方”即有意义的区位空间(a meaningful location),是构成人类互动基础的意义核心和关照场域[2]85-86。作为探讨人地关系的核心概念,“地方”被视为人们身份认同的中介和归属感的来源,它既是社会与文化的实体,也是一种观察、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处于被社会、制度和权力不断建构之中[2]21,[3]45。“地方性”是在“地方”的流变中“层累”2起来,对特定地缘网络中人们的生活方式所具有的特殊规定性,涵盖地方的人文地理实体、集体记忆想象、价值行为模式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特征。

  近代以来,受到现代化语境的限定,地方性与现代化的关系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早期的研究从现代化必然带来全球化的后果出发,立足于“全球—地方”二元分异的视角,认为全球化代表的是一种高度的流动性、不稳定性、开放性以及对于地方的同质化过程,而地方性则体现了本土性、稳定性、封闭性以及地方内生性的惯常实践[4]。随着现代性的全球化扩张,地方原本的意义和属性逐渐消弭,全球化的过程表现为一个“无地方性”的过程,造成地方性的丧失,导致主体之于该地方原有的情感联系也趋于式微。因此,在全球化趋势中,地方性沦为被瓦解或边缘化的对象,要么伴随着传统地方意义的解体与认同危机而消亡,要么“负隅顽抗”,将地方隔离和边缘化,成为落后与野蛮的象征。

  后来的研究摒弃了“全球—地方”截然对立的模式,认为地方性的再生产可以实现“现代性”与“地方性”的和解。地方性可以表现为对全球化霸权的解构,会随着现代性的进入而逐渐重构并强化。由此言之,现代化成为全球化力量与地方性力量相互融合、共同作用的过程和产物。这一研究视角以哈维(David Harvey)和马西(Doreen Massey)为代表。哈维强调在全球化视野下任何将地方视为同质、稳定、内生的文化想象都是反动的,并以时空压缩下的资本积累来解释地方的建构过程,认为地方性差异的根源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均衡发展”,以及由此催生的新空间秩序和社会关系[5]291-326。马西对哈维将地方性简单化约为资本积累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反思,她主张地方从根本上是“时间—空间”的集成,地方及地方性都是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产物,会随时空转换不断变化,从来就不存在单一的、静止的地方性,地方性可以通过不同时空维度下内生与外向的社会关系互动得以再生产[6]330-346。因此,应该把时间与空间的双重逻辑纳入地方性的视域中,将地方性再生产定义为地方性在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得到重新定义,并产生新的地方意义,基于地方的文化特征与社会关系得到重构[7]

  综上所述,地方性不仅涵盖地方的人文地理特征和人们生活世界的经验记忆及情感积淀,也包括地方的开放程度以及与外界社会的关系互动,是特定地缘网络内人们整体性生活方式的特征统称。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地方性再生产就是传统乡土社会的地方特征在乡村建设的进程中“扬弃自我”,结合现代性要素进行创造性转化,使其能够反映不断发展的地方生活,形成新的地方意义与认同,实现乡土社会“地方性”的现代阐释。在这一过程中,时空维度是地方性再生产*基本的坐标和尺度,地方性再生产的动力源于动态的时空在整体上形塑地方性的“层累”过程。这与不同行动者的集体记忆和空间实践密切相关。时间与空间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维度,所有的生产活动都可以被看作是时间性与空间性互动的过程。在时间维度上,地方性不仅内生于地方过去的物质景观和文化遗存,又通过行动者的互动交往不断书写符号与话语构建新的记忆表征,强化或淡化原有的地方性。在空间维度上,地方性既是特定区域空间的独特表现形式,又外生于区域间相互关联的功能需要,通过地方权力关系网络的实践而再生。换言之,时间维度的地方性再生产是地方历史的再生产,而空间维度的地方性再生产是地域结构的再生产(见图1)。两者通过集体记忆与空间实践的建构共同作用于我国乡村建设,不仅能打破乡土社会的孤立,实现现代化与乡土社会的双向耦合,还能在新的关系网络中重塑乡村意义,矫枉现代化进程中同质化导致的归属感丧失的弊端。

       (三)北碚的乡村建设:地方性再生产的典型案例

  民国乡村建设是乡土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当前乡村建设所面临的地方性重构问题,在这场现代化初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同样存在。当时的乡村建设者已注意到重构乡村地方性的重要性。如梁漱溟提出,要“老根发新芽”,建设一个“伦理情谊、人生向上”为目标的新礼俗社会1。北碚的乡村建设是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运动中“时间*长、成就*大的一个”,其地方性再生产的成就也*大,*终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成功的乡村“就地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典范,甚至被陶行知誉为“建设新中国的缩影”[8]2,234-235,339-346。经过乡村建设,北碚从一个四县交界的“土匪窝”一跃成为“乡村都市”,这种地方性的更新转换让人啧啧称奇。当前学界关于民国时期北碚乡村建设的既有研究,大多侧重于阐释其***卢作孚的思想、行动及成就2,对北碚作为“乡土社会”本身的特征和新地方性的形塑过程与机制少有关注和分析。

  本文在吸收学习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以关键事件、关键人物为线索系统搜集、整理与北碚乡村建设相关的档案、报刊文章、地方志及个人传记等资料,进而从时空整体梳理北碚地区地方性的再生产过程,力图发现乡村建设进程中北碚地区集体记忆表征及地域结构重组的基本逻辑,以期增进对乡村建设行动内在机制的理论认识。

二、 区隔与失范:“北碚”的地方性表征

  地方已有的地方性表征是地方性再生产的前提和基础。霍尔认为,表征是经由语言对概念意义的生产,当地方被语言赋予了观念性或象征性的特殊意义,空间便有了其独特表征[9]28。乡村建设运动以前,“北碚”的地方性表征源于北碚过去的历史文化遗存,通过时空解构呈现出不断调整和意义附加的过程。

  “北碚”作为地名出现较晚。刚开始它只是四川省嘉陵江三峡3中的一个小型乡场聚落,因场中有白色石梁自江岸伸入江心,江水遇石梁阻隔,迂回曲折而下,故谓之“白碚”。清康熙年间巴县在此设镇,后因地处巴渝之北,清乾隆年间改称为北碚。“碚”字为当地地名专有用字,“不见经传,其意义大概指水中矗立的石头”,“水随石转,曲折迂回,正如其形”[10]327-328。丁声树考证发现,“碚”字音义同“背”,属于当地人自造,由方言演化而来,不见于字书[11]466-468。可见,“白碚”一名是以地方实体景观的特征为命名依据,以标识独立的地域范围,这是当地人生活经验约定俗成的集体记忆。从“白碚”向“北碚”的转变,则体现了以地域为根基的乡里区位特征。

  北碚*初给人的印象是偏僻、落后的。它地处四川江北县、巴县、璧山县、合川县四县接壤之处,距周边四县县城都比较远,虽紧邻嘉陵江,但“四围丛山深阻,山路崎岖难行”的山地格局导致陆路交通的闭塞。这也造就了当地“强悍直率,能忍苦耐劳”的民风,但“惟智识粗浅,历史上少名儒硕士”,使北碚表现出教育不兴、文化不发达的地方性特点[12]1

  民国初年,四川军阀实行防区制1,打破了北碚乡土社会自然演化的进程。军阀们各自为政,把北碚与周边的县分割开来,使之成为孤立封闭的“三不管地带”。由于北碚及其周边的嘉陵江三峡地形险峻,土匪隐匿方便,追剿困难,所以以北碚场为中心,沿嘉陵江三峡两岸百余里的大片地区土匪纵横,成为当时众所周知的匪窟。据记载,当时“兵痞盗匪,乘机而动,啸聚峡中,沿江据险行劫,致使河运梗塞,商旅难行,峡中民众,不堪其苦”,民间甚至编出民谣,“得活不得活,且看磨子沱;得死不得死,且看草街子”,以此来形容当时土匪的猖獗,使北碚周边成为商旅裹足、行人却步的“死亡地带”[13]70。不仅当地民众,连外地人提及这时的北碚,都称其为“土匪世界”、“盗贼的渊薮”[12]35。“北碚”由此被附加了失范的负面表意标识,异化为“匪窟”的代称。

  综上所述,在乡村建设之前,“北碚”的地方性特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它*初由人们基于地域空间的实体特征构建其概念,再依时转换,层层附加新的表征,从地理偏僻、文化落后、民风朴厚之所堕落为土匪的世界。“北碚”这一名称作为这些表征信息的外延和载体,既是地方民众集体记忆的外显,也是外乡人对某一地域信息运用和传播的主要标识。当时,人们对“北碚”这一符号表征的集体记忆和负面渲染,清晰地折射出北碚区隔失序的地方性特征,其本质是辛亥革命带来的社会急剧转型及由此引致的传统社会结构解体与地方权力真空。面对混乱无序的地方社会,以卢作孚为首的地方精英积极开展乡村建设,为北碚地方性的再生产创造了条件。

  卢作孚的乡村建设表现出地方性再生产的自觉意识。他主张,“地方总是应该经营的”[14]65,“为一个地方安宁、清洁……为培植一个地方的风景,有的整理好,莫有的经营好”,“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给北碚摘掉贫穷、落后、动荡的帽子[15]。卢作孚结合四川地方社会的现状以及在广西等异地乡村的见闻,认为北碚乡村的现代化需要“在空间上、在时间上全般有规律有策划的活动”,“就时间说固是在整个的秩序上活动的,就空间说更是在整个上的组织活动的”[16]。简而言之,就是在空间维度上,以地方组织自治为动力,通过地方物质环境的空间实践进行地域结构的地方性再生产;在时间维度上,则以集团生活和媒介载体的集体记忆重塑地方的秩序与想象,*终将“魔窟变为了桃源”1

三、 空间实践:北碚的地域结构再生产

  社会的失范与权力的真空,赋予了北碚社会区隔失序的地方性特征,打破地方区隔,重组地域结构,成为北碚地方社会的主要诉求。哈夫阿克里结合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指出乡村地域是由相对特色的空间实践所形塑[17]44-62。空间实践的本质是人类的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的产物,不同的空间实践形式是地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要实现北碚的地域结构再生产,应把握北碚地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空间实践形式。卢作孚主张,乡村建设“是由现代的物质建设与社会组织形成的”2,北碚地方的空间实践由此展开。自1927年北碚乡村建设运动开展后,以组织自治重塑地方的权力空间结构,以环境建设再造地方的物质空间结构,推动了北碚乡土社会的现代化。

       (一)组织改革:权力空间的再生产

  在当时,地方自治组织是维护和再造地方权力空间的载体和工具。北碚本来缺少强有力的地方自治组织,峡防局的成立使局面为之一变。192311月,为便于跨县追剿匪徒,北碚士绅联合江北县、巴县、璧山县、合川县四县绅民协议组建治安联防机构,即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团练局(简称“峡防局”)3。峡防局负责整个嘉陵江三峡航道,从合川县南津街起,到巴县磁器口止,上下45千米,两侧30千米范围的剿匪事宜,将原属江北县、巴县、璧山县及合川县的43个乡场纳入其管辖范围4,因其局址设于北碚,故又名“北碚峡防局”。北碚峡防局成立之初,只是一个准军事化的民团联防组织,组建民兵队维护地方治安。1927年,卢作孚接任局长,并得到四川军阀刘湘的支持5,很快稳定了北碚周围的治安环境。卢作孚认为,峡区匪盗横行的根本原因在于乡村发展落后,要杜绝峡区匪患,就要建设乡村,自此“乡村建设”取代治安,成为峡防局的工作重心,主要经费来源为抽收过道船捐。

  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步,就是改革和完善峡防局的组织制度,将峡防局打造成乡村建设的组织中枢。在他看来,“秩序问题,是包含着自治事业的经营问题和组织问题”,“**是机关怎样组织”1

  首先,改革局内机构,提高组织行动效率。峡防局分设总务股、政治股、审计股、督练部四个部门,督练部下设少年义勇队和一、二、三特务队,手枪队等,以各队士兵作为乡村建设的主要工作人员。如特务队原名常备队,分驻北碚以及周边北川铁路,除执行船捐抽收、治安、消防等任务外,还负责民众教育与市场管理;手枪队除巡查任务外,还负责修路、抢险、经营农场等。新建的少年义勇队和学生队,旨在训练青年,以科学的方法讲学,以科学的方法做事,以科学的方法应付自然,以科学的方法应付社会,并适应新兴事业的需要,培养实务人才。1928年,为使局内兵士退役后能有营生,增设工艺部教士兵识字、织布等各项职业技能。

  其次,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划分工作内容。借鉴上海、青岛等地的乡村建设经验,将峡防局的工作划分为治安、经济、文化三个部分,制定治理和建设计划。**是肃清匪患,以稳定的治安秩序作为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基础。为震慑匪徒,常备队每日在靶场练习实弹射击,威慑土匪。峡防局还发动民众追踪匪徒线索,卢作孚亲自带领常备队巡回搜检;同时还鼓励匪徒改过自新,回乡务农。第二是发展经济。发挥北碚是产煤区的地理优势,发展煤业,开办三峡染织厂、缫丝厂等现代经济事业;以招商引资及合资开发等方式,引进砖瓦厂、铁厂、灰窑场等数十家工厂到北碚及周边峡区落户,建立现代化的地方经济体系。第三是发展文化事业和社会公共事业,以民众教育为中心,开办包括民众教育办事处、中国西部科学院、公共运动场、图书馆等各项事业,目的是让老百姓“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不良]嗜好,皆无不良习惯”2

  *后,完善职员管理制度。峡防局先后制定了职员成绩考核办法、办公纪律、着装要求、生活规范、请假休假办法等,以“一年来峡防局服务功过存记表”详细记录各职员的工作情况。详细规定职员每日作息:拂晓放炮起床,午后九时放炮就寝;办公时间(六小时)、会议安排等;读书、运动、游艺等每日一小时;还规定职员每人每天需撰写生活日报、参与社会服务(如挖土、修路、开垦公园等),并将各项事宜纳入考核。按照职员考核成绩,将职员划分为特等职员三级、正式职员六等十八级、试用职员三级,不同等级对应不同薪酬,职员们按照等级,每月薪酬从*低等的试用三级职员薪资3元到*高等的特等一级薪资140元不等3

  峡防局的改革,将地方社会的管理权与决策权纳入峡防局的职责范围,整合了峡区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与社会资源,为乡村建设行动创造了可能。在卢作孚的整顿下,峡防局成为北碚一切事业的发端,组织内聚性增强,有相对稳定的经费来源、清晰的责权划分和完善的规章,不仅为乡村建设事业提供规划和人才,而且其足以自卫的武力也保障了地方建设事业的安宁。

(二) 环境建设:物质空间的再生产

  物质空间的再生产取决于新旧事物之间的博弈程度和结果。在峡防局乡村建设运动的指导下,以北碚场为中心,“把旧有的天然形态,加一番人工的整理和刷新”[18],原本周边峡区的面貌及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一,整顿北碚场镇环境。针对北碚街道狭窄零乱,房屋低矮,环境肮脏的状况,安排峡防局总务股管理筑路、建设,公布峡防局市场整顿条例以示规范1。卢作孚身先士卒,亲自率领士兵跳入污水沟,掏挖淤泥,复盖阳沟为阴沟,清除垃圾粪凼;又组织民兵整修市街,拆除过街凉亭,取缔土地庙,锯短屋檐,加宽路面,整修道路,建立街房卫生责任制,撤巷填溪,改修铺面使其统一标准;把混乱窄塞的旧街巷,扩建成纵横交错、整齐宽广的新街道,北碚“市街秽乱初步得到治理”,“一变而为地阔天宽的新北碚”[19]38-41

  其二,保留自然风光,建造公园。卢作孚上任后,以将嘉陵江三峡地区建成“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住居,皆可游览”之区域为目标,以“凡有隙地必有园林”为宗旨,开始了北碚场及周边三峡区域的环境建设。为保护当地的名胜古迹温泉寺,卢作孚在任北碚峡防局长后撰写的**篇文告,即是为修建公园筹募款项的《建修嘉陵江温泉峡温泉公园募捐启》,文中指出修筑公园“不仅足供公共游乐,而于一般人士培养优美之情感,增加自然之认识,提高经营地方事业之志愿,尤助莫大焉”[20]41-43,嘉陵江温泉峡公园(后更名为重庆北温泉公园)由此成为我国*早的平民公园。卢作孚还安排峡防局政治股公益组负责管理公园,发动群众植树造林,此后在峡区内还先后修建了北碚平民公园、澄江运河公园等。

  其三,建设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设是近现代城乡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交通方面,峡区先后主持修建了北川、戴黄、夏溪三条轻便铁路;联合民生公司开通了重庆、北碚、合川间的嘉陵江水路航线,使重庆、北碚、合川间每日各有一班汽船上下。为发展交通,卢作孚亲自带领峡防局的官兵到嘉陵江淘滩疏浚,在沿江各处测划水表,表示水之深浅以利航行。在通讯建设方面,率先在峡防局设立了电话交换室,安设30台交换机,安装乡村电话,到19303月,北碚各场镇乡村电话开通,与重庆、合川间皆能通话。此外,还增设卫生防疫站,下设峡区医院,开办博物馆、体育馆,成立邮政局,以创办三峡染织厂为契机购入发电机和抽水机,解决了部分民众的供电供水需求。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北碚民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当然,北碚地方的空间实践并非一蹴而就,空间格局的置换也涉及到空间主权的让渡。如峡防局民兵为建设博物馆而拆除东岳庙及庙内佛像时,就有民众质疑,“峡防局的人是天上放下来的,竟敢打菩萨”!但庙宇拆除后并没有“显圣降灾”,人们也就相安无事了;整顿街道时需锯短两边屋檐,也有民众言“自有北碚场,便是这样的街道……你偏偏一来就见不得,走不得了”,面对这种情况,峡防局民兵以动员说服为主,逐步进行改造,留下*难说服的几户,“待周围的环境改变了,这些人有的自行拆去自己的屋檐,有的请求峡防局帮他拆去,以归划一”[21]84-85100-101。随着地方环境建设的推进,民众逐渐认识到建设的好处,改变了对于乡村建设的认知。

  伴随着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北碚”原有的“匪窟”特征逐渐改变,“乡村建设”成为北碚地方社会的代名词。北碚的建设尽力保存原生环境与空间特色,制定合理的现代化规划,既保留了北碚的乡村特色,又兼具现代城市的雏形。由此,它赢得了“乡村都市”的美誉,有赞者说“它有天然的风格,十足的乡村风味”,还有“合理化的设施”1。北碚之所以能消除原本高度区隔、失序的地方特征,关键在于权力空间的重塑,以峡防局为核心,地方精英利用了当时的地方自治政策,推动北碚向开放、现代的乡土空间转化。

四、 集体记忆:北碚地方历史再生产

  对一个社会而言,当它在经历转型和变革时,总会带上过去的印记,累积的集体记忆恰好成为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使一个新的社会具有存在的合理性。集体记忆包括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交往记忆源于亲历者们日常生活中的互动,是同时代人通过日常接触和交流建立的共同记忆;文化记忆则包含某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作用在于传达特定社会的自我形象[22]46-52。哈维指出,地方是集体记忆的场所,借助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行动者们能建立并培养共同的地方认同和地方想象[3]370-371。为重塑北碚的交往记忆,卢作孚等地方精英一方面组织本地乡民参与地方社会建设,营造现代化的民主环境,通过集团生活和集体参与建构乡民的日常记忆,增强乡民对地方的功能依赖和情感依赖;另一方面运用北碚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及风景环境优势,吸引外地民众赴北碚参观游览或参与集会,促进“我者”(本地人)与“他者”(外地人)的交往互动;为实现“北碚”文化记忆的再生产,卢作孚等地方精英开办报刊杂志、重构现代化的地方意象和节日仪式,塑造新的地方性想象,赋予了北碚地方性新的内涵。

(一)集团生活:交往记忆的再生产

  卢作孚认为传统的乡土社会要进入现代,“不能不有现代的相互倚赖关系”,为把这种关系作用于地方的社会生活中,不能不构建“现代的集团生活”,他将“现代的集团生活”视为“社会生活的核心”,是人们在“娱乐”、“工作”和“学问”的过程中形塑的现代化的依赖关系和生活方式[23]。由这种现代集团生活的依赖关系互动所产生的记忆,即是对北碚交往记忆的再生产。

  北碚的乡村建设是卢作孚除成都通俗教育馆与民生公司外,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第三个试验。北碚在乡村建设运动以前,延循的是传统乡土社会的集团生活模式。人们在生产生活上极其依赖家庭和亲戚邻里朋友间狭窄的关系,造成传统乡土社会封闭孤立,一盘散沙。“除了每年偶然唱几天或十几天戏外,没有人群集会的机会,除了赌博外没有暇余时间活动的机会;除了乡村的人们相互往还外,没有与都市或省外国外的人们接触的机会”1。现代化集团生活为北碚民众创造了现代的集会活动、娱乐方式以及与外界更多的交往机会。

  首先,以现代生活方式改造民众惯习。以北碚市场为圆心,将博物馆、运动场、图书馆、兼善中学、平民公园等现代化公共基础设施分建四周,“将这一大幅地方变成一个现代的生产陈列馆”2。通过这些设施内定期举行集会、演讲、新闻广播、电影放映等各类公共娱乐活动,将地方民众聚集起来,改善民众的生活习惯,增强民众对地方的功能依赖。在接触并感受现代化基础设施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地方民众逐渐建立起对于各类新兴社会事业的依赖和记忆。此外,峡防局还设立民众教育办事处,通过组织峡防局职员挨家挨户开展民众教育,将“周围几家或十几家都集中在一家里授课……大大地增进了人群集会的快乐”3,在增进民众“学问”的同时,亦促进了峡防局工作人员和普通乡民间的互动,形塑了不同记忆客体共同的集体记忆。

  其次,激励民众自治精神,培育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卢作孚指出“集团生活的意义是在共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4,峡防局支持民众自行推选主持人,组建“里民代表大会”,然后大家一起想办法,利用工余和农隙时间,共同解决码头环境、道路卫生、预防水灾火灾等问题。如为解决北碚市场在汛期常被洪水淹没的困境,民众自发组织全体市民会议,分头征求市场中及周边市民的意见,决定除集市日期外,全市总动员出钱或出力,筑堤并加宽了市场地面。民众的集体民主参与,催生了其地方自豪感,亦推动地方现代经营的转型。这种精神上的培养是北碚乡村运动独树一帜的,时任中国科学社总干事杨允中对比北碚及南通乡村建设后评价道:“北碚之精神上之建设,视之南通更为完备,且精神之建设较之物质之建设尤为长久”5。这是卢作孚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重要成就。

  *后,吸引外地民众赴北碚参观游览,参与集会,改善外地人对北碚的印象,树立北碚在他们中的新记忆。一方面,在开放型现代化山水园林的乡村建设取得一定成绩后,动员周边市县和外省人到北碚来参观,改变人们对北碚的旧观念。在参观中,不仅开放地方公园与风景区,也开放地方现代化的建设事业,“由办公、上课、研究的地方以至于寝室、厨房、厕所,都让他们参观完”6。另一方面,举办体育文化活动,如1929年北碚组织开展嘉陵江运动会,共有周边市县38个单位1 161人参加,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规模*大、参加面*广的运动会;1934年中国科学社在嘉陵江温泉公园举行年会,这是近代以来**次有学术团体赴四川考察,北碚地方全新的乡村面貌亦震撼了与会学者,称其“实为国内一模范村也”[24]。这些活动,让外地人亲身体检了北碚乡建的成就,又增加了本地人对现代体育、科学事业的兴趣。

(二)媒体宣传:文化记忆的再生产

  与注重互动依赖关系的交往记忆不同,文化记忆是集体记忆特征的表达符号,需要记忆载体的细致引导。北碚的文化记忆通过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和仪式系统等记忆附着的客观媒介载体的现代化建设得以再生产。这些媒介载体既能结合地方特色对地方民众进行教化,又是北碚乡村建设事业的“代言人”,是北碚地方对外宣传的重要途径。

  在文本系统方面,北碚以现代化的报刊杂志加强舆论引导,塑造北碚的现代形象。1928年,峡防局发行《新生命》画报,对不识字的乡民用图画施以教育,宣传地方事业,引起人经营地方事业的兴味。同年,峡防局组建嘉陵江报社,出版《嘉陵江》报,1931年改为《嘉陵江日报》,4开版面除**版刊登国内外新闻外,其余均以报道峡区地方建设进展和民众生活为主。为吸引识字率不高的乡民,报纸的白话字句很浅,只要读过一两年书的都可以看,每期出版500份,印好后派专人送峡区各场及周边江巴璧合四县,并张贴在码头、民众会场、渡船及其他公共场所,供民众阅读。1933年,中国西部科学院与峡防局联合创办《工作周刊》(1937年更名为《北碚月刊》)杂志作为北碚的官方杂志,邀请北碚及外地知识精英踊跃撰稿。《工作周刊》一跃成为各地交流乡村建设经验的平台,先后刊登过邹平、定县、晓庄等地的乡村建设历程。此外,北碚还出版了《峡区事业纪要》(1935年)、《三峡游览指南》(1938年)等图书作为文本宣传资料,用以记录并宣传北碚地方的文化、游览、现代社会生活等状况。

  意象系统的文化记忆则是知识精英对乡村建设时期北碚地方的客观形象或艺术形象的描述与表达。如杜重远考察北碚后,称北碚“昔称野蛮之地,今变文化之乡”[25]184-1871935年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团来北碚参观后评价道,“巴县名胜之区,首推北碚……十年前遍地荆棘,匪风四炽之三峡,到如今竟成夜不闭户,游人如织之境界”11936年,黄子裳论及北碚及周边三峡的乡村建设现状时,称“已造起可爱的环境”、“已形成可开发的区域”、“便于远近人士游览”2。龚平邦称“凡是到过四川的人,‘北碚’这两字,我想谁都听见过”3。黄炎培更是盛赞“北碚两字,名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有北碚”[12]35

  从仪式系统来看,北碚以重构地方性节日的现代化表达推动了文化记忆的再生产。仪式系统是文化记忆的首要组织形式。在北碚,节日不仅是传统习俗的文化符号与文化表征,更被赋予了现代化的教育意义。如峡防局在春节期间选编《新年联语》来更新春联内容,提醒民众向美向善,改革迷信活动;新年娱乐中保留了传统的玩龙灯、打莲箫等活动,选编了以“戒烟、戒赌、戒缠脚、剪指甲、灭苍蝇”等莲箫词来教育民众;*盛大的北碚传统“夏节”(端午节)则被塑造为“民众教育节”。在此期间,除了传统的赛龙舟,还展出民生公司建造的的电车、飞机和轮船等模型,这些模型都是在内陆地区难见的现代化交通工具;开办农产及动植物标本的展览,拓展民众视野,让其见识到现代化的生活样式,其“吸引力量”则“非常之大”。于是“夏节”成为特殊的日子,甚至“学校的学生、工厂的工人、北碚的市民……也都欢天喜地的盼望着夏节的到来,而且也都很踊跃的来参加这个有意义的活动,这时,此间的空气简直是被一种新的精神燃烧着,充满了动的活力”,这些活动极大吸引了当地民众,甚至年近九旬的老太太为“看稀奇”,特地坐滑杆来,“看到北碚场已大大改变了,感到非常惊异”1。这是一种新的方式,周边区县赶来观光北碚夏节的人士多达千人以上。

  纵观北碚时间维度上的地方性再生产,集团生活的交往记忆再生产重塑了北碚的地方想象;传播载体的文化记忆再生产实现了北碚现代化的地方认同,两条路径都根植于北碚乡村现代化的集体记忆。经由集体记忆的象征性叙述,能强化北碚的地方特色,形塑北碚地方形象的现代意义。

五、结束语

  本文采用时空一体的研究进路探讨了乡村建设进程中地方性再生产的实践逻辑,北碚的地方性再生产在地方社会历史的自主演进中不断附加新的表意。伴随着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组织和环境建设重构了北碚的地域结构,集团生活及媒介传播重构了北碚的集体记忆。通过地方性的再生产,北碚成功打造出现代化的“乡村都市”面貌,“宽广的街道、各种公共建筑、市政中心及其事项,远非普通中国城市可望其项背”,成为“具有生命要素的社会”[26]470。此外,北碚还带动了整个嘉陵江三峡地区的乡村建设,对周边璧山、江北等县乡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驱动作用,改革地方一切事业大致都要仿照北碚。

  从北碚乡村建设运动中地方性再生产的特征来看,在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地方过去的物质景观与文化遗存是地方性重构的客观基础;高内聚和高效率的组织核心是地方性再生的动力机制;基于原生环境的优化改造是重塑地方性的重要手段;源于现代集团生活的交往记忆是重建地方认同的关键要素;根植于地方文化记忆的传播载体是再造地方想象的主要方法。以卢作孚为首的地方精英在北碚地方性重构的过程中扮演了推动者和主导者的角色,为北碚地方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碚地方性再生产所展现的,不仅是乡土社会面对现代化所体现出的可塑性,更是以不同地域间乡土社会的对话与互动构建起地方的开放性。

  百年回望,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有影响力的当属定县、邹平和北碚三处。梁漱溟在邹平“文化复兴”式的乡建模式、晏阳初在定县“平民教育”式的乡建模式,均以文化与教育为立足点,将“地方”视为改革的试验场,其目的是对知识精英熟悉的理论武器和教育手段的试错,但这些手段难免忽视乡土社会的地方特征,其行动与地方民众的需求相悖,*终导致“乡村不动”。与邹平、定县不同,北碚的乡村建设有以下特征:一是以本地精英为主,卢作孚等建设者大多为北碚及周边峡区的“地方人”,其乡建模式始终根植于北碚地方社会的本质特征及由此衍生的地方民众的根本需要,这是透视与重塑乡土社会地方性的关键前提;二是地方民众的动员程度不同,北碚坚持地方社会动员,打造民主的、开放的乡土社会,构建乡建者、外来人与地方民众间平等共生的依赖关系,群策群力的集体参与促使再生产的地方性得以被多元主体认同与接纳;三是乡村建设的目标不同,北碚以“乡村现代化”为建设目的,从时空整体循序渐进的建设途径缓和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对立,从而促进北碚结合现代化要素对地方特征进行改更与调适,实现了传统乡土社会地方性的现代阐释。北碚的乡建实践表明,乡土社会面对现代化转型时具有开放性和可塑性,地方性可以通过时空整体的路径机制得以再生产。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乡村建设行动的本质是结合现代性要素对乡土社会生产、生活及关系的时空再造。随着互联网科技、交通网络等现代性要素愈加成熟,地方性再生产的空间实践与集体记忆不再囿于地缘网络的边界,而是被裹挟进更加流动与均质的信息技术社会中,这就需要学者们进一步思考如何动员乡民构建地方性的内源机制和集体认同,实现村社整体权益*大化的村社理性。打造独特的乡村文化品牌、增加乡村公共产品的制度供给以及重现乡村物质景观,都是当下亟待进一步研究的地方性再生产的可行路径,有助于推动我国乡村社会治理走向善治的必然趋势。

 

作者简介:

宣朝庆,男,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茹薪,女,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原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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