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研究刊物
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尝试 ——以卢作孚与民生公司试验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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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尝试 ——以卢作孚与民生公司试验为中心
上传时间: 2021-07-26 15:26:39     作者: 张守广     来源: 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尝试 ——以卢作孚与民生公司试验为中心

    20世纪20-40年代的民生实业公司,是卢作孚(1893-1952)主持的以轮船航运业为主体的现代经济事业。对此,学术界进行了许多相关的研究。同时,卢作孚“以创办民生公司为试验”,以人的思想行为训练为着力点,力图通过创造现代的集团生活,减少事业发展的阻力,增强事业发展的动力,为社会的进步开辟道路。对此,学术界尽管已经有所涉及,但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民生公司试验中所形成的规范、制度和观念,以及由这些规范、制度、观念所营造的现代集团生活方式,与传统中国社会形成强烈反差,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建构现代文明秩序尝试的一个典型个案。民生公司试验所呈现出来的经济现代化建设和人们思想行为的现代化训练等丰富内容,为我们理解中国近代以来所遭遇到的文明困境,探索卢作孚在20世纪20-40年代从理论层面到社会实践层面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探索和进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卢作孚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设想及主要内容

    民生公司的创办人和总经理卢作孚,是一位志在社会改造和追求国家现代化的实业家。卢作孚所处的历史时代,处于近代中国的后半期。此时,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大变局的进程,已逐渐进入“拿来主义”和“自立方式”双引擎为驱动力的历史时期。其间,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高扬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演进开辟道路。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和1918年欧战的结束与结局,给中国社会以新的重大刺激。1920年初,游欧归来的梁启超宣称:“鄙人自作此游,对于中国甚为乐观”,“诸君当知中国前途**无悲观”。之后,梁氏又发表《欧游心影录》。梁氏的言论和著述,引起中国知识界一部分人对欧美现代文明和中国固有文化的重新审视。1919年到1921年,杜威和罗素先后应邀来华讲学,给予正在歧路彷徨中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以广泛而深刻的思想冲击。蒋梦麟在其名著《西潮》中说:“杜威引导中国青年根据个人和社会的需要,来研究教育和社会问题”,“罗素则使青年人开始对社会进化的原理发生兴趣”。两人在华演讲中有一个共同的忠告或期望,就是鼓励中国知识界努力创造、“自立方式”。杜威说:“我希望中国不单去输入模仿,要去创造,对于文化的危险有所救济;对于西洋社会的缺点,有所补裨;对于世界的文化,有所贡献!”罗素在批评西方资本主义的同时,肯定中国文化的长处,强调“有心改革的中国人,去自立方式,不要全然依赖在外人知识的帮助上。”青年卢作孚正是受到新文化运动陶冶,深受杜威和罗素来华演讲影响,并迅速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之一。

    1921年初,卢作孚应杨森之邀到川南泸州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科员、科长。在杨森支持下,卢作孚以川南二十五属联合县立师范学校(简称川南师范学堂)为中心,进行新教育的建设试验。他还在泸州创办通俗教育会、泸县图书馆、民众教育馆、通俗图书馆等,开展各种文化、卫生、体育活动。卢作孚主持泸州新教育、新文化建设的初期,正值杜威和罗素在华讲学之时。杜威的教育学说和试验主义方法给予卢作孚以深刻的影响,成为他此后教育实践和社会改造的方法论基础。罗素的社会改造主张,则深刻影响卢作孚社会改造的方向。新川南建设夭折后,卢作孚一度出川到上海、南通考察。在南通,卢作孚参观了张謇兴办的近代事业,并拜会了这位大实业家。1923年,卢作孚写成《一个根本事业怎样着手经营的意见》一文。文中写道:“无论什么事业,都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何以必须这样呢?卢作孚说:由于缺乏新式人才,在着手经营现代事业之初,“宜为小规模的经营,以为逐渐训练的基础和准备”;由于新的经营方法需要试验,“所以*初从小规模着手,也是一种*经济的方法”;为着减少经费方面的困难,“*初更宜以少的经费,经营规模小的事业,等到成绩显著,民众赞成以后,逐渐谋扩大的机会。”上述这些见解,标志着卢作孚“局部改造”主张的形成。

  1924年到1925年,卢作孚应杨森之邀主持成都通俗教育馆,后来他说这是其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个试验。这次试验尽管因四川政局突变而夭折,却给卢作孚增加了充分的信心,“证明了是可以成功的”。该试验的挫折,也成为他创办民生公司的重要契机。卢作孚后来说:“(那时候)我的思想受罗素的影响很大,又感觉到办教育的人不可靠,……因此才发起筹办民生公司。”

    随着卢作孚所主持的各项社会改造事业的不断展开,尤其是随着北碚试验和民生公司试验的相次展开,从1929年到1935年,卢作孚连续发表《乡村建设》《社会生活与集团生活》《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社会的动力与青年的出路》等论文和讲演,阐述其以创造现代集团生活为核心的建构现代文明秩序的观点。

    走出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的文明困局,是关乎中华民族存续兴亡的重大课题。对此,卢作孚认为:根本的方法是通过产业、交通、文化、国防的建设,把中国从物质方面到社会组织方面现代化。中国一旦经由四个现代化的运动,完成了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的建设,“不但不至再来人欺,而且还可以找人算账了。”卢作孚认定:国防上的海陆空军,交通上的铁路、汽车路、轮船、飞机、电报、电话,产业上的矿山、工厂、农场,文化上的科学研究机关、社会教育机关和学校,这些建设事业都是现代国家必不可少的建设,因此他明确主张“经济建设为中心”。他同时认为:“建设现代的集团生活更是建设一切事业以至于整个国家的根本”。在卢作孚看来,现代经济建设如果没有现代的集团生活即现代社会组织建设相配合,难以取得*终的成功。

  卢作孚认为现代社会威力*大的大炮是现代的社会组织,创造现代集团生活就是创造现代社会组织。之所以强调要创造现代社会组织,是因为卢作孚认为:“组织就是秩序”。在《乡村建设》中,卢作孚说:组织便是建设人与人间的秩序,建设事业的秩序,建设的根本问题“在秩序”,“无论何种事业,秩序建设不起来,**不会有良好结果的。”正如牛车的运营和火车的运营有不同的组织方法和不同的规则一样。在《四川人的大梦其醒》中,卢作孚同样强调:比教育、交通、经济事业更重要的根本问题,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是如何建设秩序的问题,“要这一个问题有法解决,其余一切问题才可以迎刃解决。”

    对人进行现代职业技能和思想行为的训练,是卢作孚创造现代集团生活努力的着力点。卢作孚说:“我们所虑的还是人的问题,人没有训练的问题,人没有建设秩序的训练问题。”卢作孚指出:创造现代集团生活要从现代事业的秩序做起,以事业秩序上的成功去影响社会,事业的秩序要从人的训练做起。他说:“我们要训练得人们能够作事,能够从事业上之建设秩序;还要训练得人们能够影响社会,同时绝不受社会影响,绝不被社会毁坏下去。这样养成强健的风气,才能解决今天以前不能解决的问题,才能够建设一切事业,才能够把人民拔出苦海,才能够发现一个快乐的世界。”

  现代文明秩序体现在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关于社会层面和官民关系层面的秩序,卢作孚描述说:“凡集团的行动都须有秩序的行动,上下火车,进出会场,须依先后。行路须缘左边,约会须守时间,在会集的场中说话须低声,这些固然都是应遵守的秩序。……分工合作的秩序,比公众行动一致的秩序更要紧。一个现代国家是全靠整个国家的官吏与人民分工合作造成的。”关于群己关系和群己秩序,卢作孚说:“人们建筑一间美丽的房子在一个极大的公共猪圈里面,何如建筑一间小小的草房在一个极大的公共花园里面!”关于政治秩序,卢作孚认为法律是根本。他说:“一切法律,就是国家规定的一切秩序。”由法律规定的秩序,***和人民都要予以尊重。卢作孚指出:“尊重秩序,从***本身起,才实现了领导的意义。中国许多问题不能解决,问题都不是在问题身上的,而是在人身上的。”他又说:“民主国家的人民应有一切的自由,同时国家应有整个的秩序,自由是有法律保障的,亦即是有法律范围的。官吏应有执行法律的训练,人民应有尊重法律的习惯。即没有法官裁判,亦有舆论裁判,即没有警察干涉,亦有旁人干涉,法律乃能彻底发生效力。立法之前,应极审慎,立法之后,应极森严,不准任何人违犯,整个国家的秩序乃能建设起来。”卢作孚曾经与黄炎培一道,戏把搓麻将的游戏过程,按照社会组织中编制和选择的方法,分解为建设秩序、众人比赛建设速度和成效、失败者全体奖励成功者、放下成败再次比赛这样四个阶段接续不断的活动,并倡言把麻将牌游戏中蕴含的哲理,移用到文明秩序建设问题上,“也许一样可以吸引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人的兴趣”。

    卢作孚深知建构现代文明秩序的困难和复杂。他说:“公共秩序的建设,其繁复,其困难,比个人大大有加,其细致却一样。……这不但是建设一切事业的根本问题,尤其是**个困难的问题。”他举例说:“一般人羡慕的都是能够活动的人,这在无秩序的社会里,相尚成一种风气。好在社会无秩序,这般人乃颇适宜于生存。不但他们不适宜生存于一种组织之内,他们几乎以反秩序,以不遵一切公共生活的规律为能事。进戏园不给钱,坐轮船不扯票,然后才有面子,他们何能创造社会的秩序?”更糟的是,越是组织松散、缺乏秩序,人们越是不信任组织和秩序。卢作孚说:“在无组织训练的人群,不信赖组织与秩序,亦不信赖人,盼望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在卢作孚看来,四川防区制下的将领们都想把一切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以为这样才可靠。殊不知这样不仅不可靠,而且也不可能。集中权力既十分困难,秩序和组织又无人信任,社会便陷入混乱。

  作为以事功著称的杰出人物,卢作孚创造现代集团生活、建构现代文明秩序设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中国社会改造的实践。他说:“新的集团生活完全表现在新的建设事业上,开始建设新的事业即须开始建设新的集团。这是一点一滴的工作,尤其是非常困难的工作,万万不能等待,万万不能等待到事业成功的时候。宁肯失败,不可运用亲戚邻里朋友间彼此相为的关系去取得事业成功的机会;因为亲戚邻里朋友间之彼此相为正是新的集团生活的障碍,也正是任何新的建设事业的障碍。纵然取得整个国家了,亦不会取得*后的成功,只会取得失败。”即使在中国近代的后半段,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人其实并不多见。同时,卢作孚强调,“我们应以建设的力量作破坏的前锋,建设到何处便破坏到何处。”又说:“应该先建设后破坏,建设到哪里便破坏到哪里,*艰难乃在这一点。” 

二、民生公司试验是建构现代文明秩序的有益尝试

    大公报记者徐盈在高度评价卢作孚和民生公司对抗战巨大贡献的同时,又说卢作孚是“一个很坦诚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很难被了解的人。”徐盈的观察和评论是犀利的。据1949年年底《民生公司股东名册》,当时股本总额为法币100亿元整,分为80万股,每股法币12500元整,股东2138户。卢作孚及其亲属股本合计4937股,这4936股的具体情况为:

  从上述股份情况稍加计算可知,卢作孚及其亲属的股份在民生公司80万总股份中约占千分之六,确实只是几个小小的股东而已。卢作孚这位早在1934年就被马寅初称为“四川大实业家”的民生公司创办人和总经理,与其亲属在公司中所占股份如此之少,远远超出了常理、常情,乍看确实令人费解。

  卢作孚要以创办民生公司为试验,“帮助社会寻求现代文明的方法,走入现代文明生活当中去或竟超越它们(西方——引者注)前面去。”民生公司试验随着民生公司事业的起步发展同时展开,大约以193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中,1925-1938年为创始与发展时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1925年到1929年为**个阶段,在此阶段,民生公司困难虽多,但人尽其能,物尽其用,尤其是在当时川江轮船航运业管理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改用新方法经营。新方法就是“船上不用买办制,而设事务经理”。由此,公司“年年盈余,而事业精神之初期基础遂告稳定。” 1930年到1935年为第二个阶段,在此阶段,民生公司一方面集中船舶统一经营,大力推进川江航业合理化运动。另一方面集中人才通力合作,与外商竞争,并取得胜利,成为“(民生)公司成立以来*有生气,*富意义之一段。” 1932年到1935年,民生公司航线延伸到长江下游,并在长江上游与捷江公司展开竞争、取得胜利。1936-1938年为第三阶段,在此阶段,民生公司首先是整理旧船建造新船。到抗战爆发时,民生公司有轮船46艘,24000多吨,并有相关专用码头、仓储、驳船、机器厂等设施与之配套。在此基础上1937年初创造出峡江三段航行的奇迹,1938年又创造出宜昌抢运的奇迹。1939年到1949年,民生公司进入曲折发展和重整重振时期。其间,卢作孚以民生公司试验和从政阅历为主,归纳和总结出一套高度重视秩序的现代管理理论。

  民生公司试验的基本内容是创造现代集团生活,关键是对员工进行思想行为的训练,核心是建构现代工商文明秩序。

  1933年卢作孚在《民生公司的三个运动》中提出:民生公司的意义,在其致力于“整个的生产运动”“集团生活的运动”“帮助社会运动”三件事情上。卢作孚所说的“整个的生产运动”包括两个内容,其一是“要把川江华商经营的航业联成整个的”,力图以此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增进包括本身利益在内的社会总体利益;其二是要把机器厂、煤矿、保险业等相关的生产事业统一成一个或力求实现全部相关事业的联络。卢作孚强调:“其联络愈广,其帮助愈广”。关于**项工作,到1935年,民生公司先后合并、收购川江中外轮船43艘,基本上实现了统一川江航业的计划。至于第二项工作,到抗战爆发前,民生公除民生机器厂、三峡染织厂两项附属事业外,还先后投资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矿、捷成洋行机器部等10多家企业。同期,民生公司还成立代办处,作为德国西门子洋行全川经理处,可代客购买马达、电话、钢铁、无线电收音机、电热用具、科学仪器及各种电料、大小五金等,同时代理华商太平洋保险公司及英商保泰保险公司的水火险、汽车险、人寿险、意外险等保险业务。这些附属事业、投资事业、代办事项,作为民生公司航运业务经营链条上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无需赘述。

  集团生活运动有三项基本内容,其一是要造成前文提到的“生活全部依赖”。卢作孚说:我们要使每个人可以倚赖事业工作到老,没有失业的恐慌;退休后有养老金,死亡有抚恤金;有职工住宅区,不仅可供职工及其家庭住居,而且里面要有花园,有家具,有小学校,有医院,有运动场,有电影院和戏园,有图书馆和博物馆,有周到的消费品的供应,有良好的公共秩序和公共习惯。总之,“凡你需要享用的,都不需要你自己积聚甚多的财富去设置;凡你的将来和你儿女的将来,都不需要你自己积聚甚多的财富去预备;亦不需要你的家庭帮助你,更不需要你的亲戚邻里朋友帮助你,只需要你替你所在的社会努力地积聚财富,这一个社会是会尽量地从各方面帮助你的,凡你有所需要,它都会供给你的。”19333月初,卢作孚曾经在总公司朝会上豪言:“我们要建筑一座重庆都没有那样阔绰的房子来给职工住。职工宿舍修起了,赓续着就要在附近设立学校,教育职工们的子女。”根据凌耀伦教授对1933年民生公司各类人员收入水平的研究结果,民生公司职工收入的特点是:技术人员收入*高,行政人员次之,低级船员和茶房*低;各类人员收入差距较大;工资越低、福利收入在其总收入中的比例就越高;与其他大多数企业相比,工人收入较高,而职员收入略低,因此高低工资的差别也较小;其二是形成比赛的标准。卢作孚认为,要提起各个职工工作的兴趣,养成职工有秩序,有方法,努力工作的习惯,“非有竞赛的兴趣不可。”卢作孚的设想是:“(职工)要帮助所在的事业,使自己有显著的成绩表现在事业上,事业尤其要帮助所在的社会,使事业有显著的成绩表现在社会上,我们所要求的不是一群人之为自己,而是一群人之为更大的人群;我们所要求的不是事业的大小与他事业比赛,而是事业对于社会帮助的大小与他事业比赛。”为此,民生公司有严格的考核制度,落实“有比赛的标准”这一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重要指标;其三是“帮助社会的运动”,就是强调民生公司存在的根本意义是帮助社会,倡导“事业中心”“服务社会”的经济伦理或价值观。卢作孚说,民生公司的航业、机械业、电灯和自来水厂、对外投资都是要帮助社会,“决不像一般旧习,帮助亲戚邻里朋友为他们找碗饭吃,谋个差使。”卢作孚还强调:民生公司决心帮助社会不是等待机会,而是要寻求机会,主动联系社会上的相关对象接受公司的帮助。19343月,民生公司宗旨**次出现“服务社会,便利交通,开发产业”的表述。“服务社会”作为一种经济伦理,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上海早有人提倡。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1927年就在告同人书中说:“本行之设立,非专为牟利计也,其主要宗旨在为社会服务”。此后,陈光甫反复强调该行“以服务社会为根本立场”。即使较为偏僻的重庆,聚兴诚银行也早已用“服务社会,便利人群”相号召。显然,民生公司在其试验过程中,吸收了此前中国金融工商界在构建现代经济伦理中已经取得的进展。后来,民生公司的宗旨,进一步表述为“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从而更加充分地表达出一个中国现代企业的伦理取向与价值追求。这种帮助社会、服务社会的观念,加上上述“事业中心”的观念,形成民生公司试验中“以事业为中心,以服务为目的之新道德”。

  为实现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目标,民生公司采取集中训练、会议、演剧以及创办公司刊物等多种方法,对员工进行思想行为的训练,以期把事业中心、服务社会的新道德变成员工思想行为的习惯。

  卢作孚深知思想行为训练的困难,他说:外国人在中国有吃几百次中国饭仍不能好好使用筷子的,“行动简单如此,训练已非常困难,而况组织复杂、手续繁重的行动,常需要积久的习惯、纯熟的技术,而又需要社会一般的行动,其变更之困难,是更不可以计算出倍数的。”但是,正因为深知思想行为不容易改变,所以卢作孚强调,要“训练在先,造成风气”。卢作孚指出:民生公司要社会服务,“就要先训练为社会的人。我们常常说:中国人如果能从今天训练出来,中国决不致亡。以占有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不特不亡,还有主宰世界的可能。”他又说:“我们必须训练成功一群有创造能力的青年,才能创造成功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19334月,民生公司制定出《本公司人员训练纲要》,内容有会议、工作、提起意义、提出中心问题、知识与技能、健康、群的情感等七个方面。这是一个相当全面的训练纲要,而实际训练的范围和方式则超过了这个纲要。

  在职工训练问题上,卢作孚认为,民生公司员工的训练要抓住三个要点:**是要使员工头脑中的知识有世界那样大,能够用世界的眼光决定自己的办法;第二要使员工头脑中的问题至少有自己的国家那样大,在国家紧急状态下也能够明确自己担负的责任;第三是要员工分工合作在可能的范围内创造一个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起来。后来卢作孚将这三个要点简化为三个口号:(一)知识要有世界的大;(二)问题要有国家的大;(三)工作要有所负责任的大。

  对于训练人的人也要进行训练。卢作孚认为,在人的训练中,“*困难在训练人的人——他**是需要有专门的技术,训练人做甚么便需要有做甚么的专门技术;第二还需要有训练的技术,如何训练人乃亦是一种专门技术。”在给民生公司上海分公司负责人的信中,卢作孚说:“能保护船,能保护货,能招待旅客。此三种成绩,均须超中外一切公司之上,乃贵乎有此一新公司也。求有此三种成绩,惟一方法,在人之训练。担任训练者,以船主经理为中心,而更由重庆总公司宜昌上海两分公司帮助之。”又说:“训练之中心问题,乃在分工与合作,乃在每人有确定之任务,又相互有密切之联络。望兄力分自己之工作于公司之人员,而分精神于公司人员工作之分配与检点。领导人做事,须将自己做事之时间减少,训练人做事之时间加多也。”

    训练方式不拘一格,有集中训练、联合训练、分批训练等。1927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民生公司集中训练员工的主要基地在北碚。在这十年间,北碚“代民生公司办了护航队、茶房、水手、理货生等专业短期培训班多期,人数近千人。”北碚在代民生公司训练轮船茶房(即服务生)之初,主要进行军事训练,服务能力的训练不够充分。后来服务技能方面规定十种训练活动,包括敬茶、添饭、叠衣服、捆被、洗练、擦鞋种种事务,使其“能尽茶房之职责”。不仅要训练员工掌握各种专门的技术,还要训练全公司人员“要求趋赴的公共理想”。民生公司还曾与金城银行重庆分行、美丰银行、永安纺织厂、太平洋保险公司、利昌字号等七个企业合组军训班。19464月赴美交涉造船问题中国之前,卢作孚还提请公司主管要注意训练:“不必要的人,立即抽调加以训练。训练的范围,有文书、会计、统计、物料管理。**批抽调的人训练完毕,再换掉第二批、第三批……一直全部人员训练完毕为止。这些技术的训练,每一人都是必要的,希望大家都有很浓厚的兴趣。”

  会议也是民生公司“训练人员*重要之一种方法”。在民生公司的会议中,朝会在训练人员中尤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总公司**次朝会于1932108日举办。在14日举行的第五次朝会上,卢作孚说:“朝会的意义,在盼望各部分报告他对于职务进行的概况,和所得的方法。”这次朝会上,卢作孚还提议每周六的朝会中,须有一次有意义的讲演。经讨论,决定在星期一举行讲演会。由此,民生公司开始形成定期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到民生公司总公司、分公司演讲的制度。据统计,从19321024日举行**次讲演到1946年,应邀到民生公司讲演的各界人士有192人次。其中包括黄炎培、张澜、马寅初、张伯苓、梁漱溟、冯玉祥、郭沫若、翁文灏、吴鼎昌、罗隆基、张公权、杜重远、刘湘、杨森、李璜、罗家伦等。这些演讲者多为社会上知名人士,或为军政人物,或为专家学者,对“增进职工智识”,确有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民生公司的朝会不仅演化出讲演会,还演化出读书报告会等学习交流的有效形式。

  通过编演新剧,以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是民生公司特殊训练方式之一。卢作孚在民生公司试验中,曾多次亲自编排新剧由公司员工演出。其中由卢作孚所编新剧目中有一幕,专门鞭笞只为自己不为社会的旧观念:儿子向父亲要求读书,父亲不赞成儿子读书,要他去学生意。父亲告诉儿子学生意可以为家里挣钱,帮助生活,问儿子读了书有什么好处?儿子说读了书可以为社会做事。父亲听了勃然大怒,边敲桌子边骂道:“老子拿钱叫你读书,你却去为社会做事?”这位满脑子旧观念的父亲,不仅自己不为社会做事,而且不希望儿子为社会做事。卢作孚想通过该剧表明:“一个聪明的人*聪明的方法亦是*快乐的方法,就是凭自己的力量作出一桩事来让人看,让人欣赏,让人享受,也曾让人学习,能一样的创造起来,这就是人生*得意的事。”

  《新世界》杂志是民生公司注册创办的企业刊物,是民生公司职工了解企业发展情况的重要窗口,也是训练职工的重要阵地。193512月,《新世界》刊载卢作孚《新世界三年来的检讨》一文。文章回顾了《新世界》创刊三年所取得的成绩,并将该刊发表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以及内容分别作了介绍,*后写道:“从新世界上的讲演、讨论、报告、描写、批评,看出了公司的理想,亦看出了公司许多朋友的活动,从那许多活动上证明了理想是会变成事实的。这样有价值的讲演、讨论、报告、描写、批评举来太多。”

  民生公司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努力,采用多种方法训练员工的思想行为,目的都在于建构分工合作的现代工商文明秩序。卢作孚说:“要想一种办法来提起各部个职工本身的兴趣,以养成他们有秩序、有方法,而且努力工作的习惯。”他又说:民生公司“只要找到人来把一切秩序建立起来,使各部都能联络好,那末问题就很少了。”他一再“劝勉公司同人办事要勤奋,随时要整理秩序,逐处要建设秩序,私人用费,尤要节省,能俭用,必不妄取云云。”他强调秩序的重要可以说是不厌其烦,要求“(公司)人员的行动都要一致,都要在整个秩序之下活动。”卢作孚反复提到的秩序,就是现代工商文明秩序。这是他创造现代集团生活在民生公司试验中的具体体现。在创办和经营民生公司的过程中,卢作孚在经营上的成功说到底是建设秩序的成功,这种秩序的建设既有与外部关系的秩序,也有内部整理的秩序。

  就外部秩序而言,如卢作孚利用19297月担任川江航务处长之后,整顿重庆上游航运秩序,坚请刘湘“命令各军事机关兵差必须给煤给费,军人搭船必须购票。舱面装兵同时允许舱下装货,以维持轮船公司*低收入。”1932年民生公司轮船的航线延伸到中下游之后,就发生南京国民政府扣押轮船的问题。19333月卢作孚在民生公司朝会上说:起初我们的船开起下去就被扣,当我接到这个电之后,即刻去招商、三北,“你们的兵差怎么打法?他们说:“中央要打差的时候,先打电来通知我们公司,由经理酌派一只或两只船去。”我听见之后,唉,好奇怪呀!为什么我们不能援这个例呢?因此便打电给军政部,给蒋委员长,要求不要扣我们的船,结果目的也达到了。”经过长期反复要求,直到193551日,蒋介石致电军政部次长曹浩森转饬主管人员,以后运兵入川即依照何北衡所拟六项办法切实规定、认真执行。由此,长江上游兵差也整理出了一个秩序。

  民生公司自身的秩序建设包括管理的秩序,工作的程序,伦理的秩序等。卢作孚被赞誉为民国时期中国科学管理专家之一,并于1944年应邀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和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训练班讲授《工商管理》和《业务管理纲要》。卢作孚指出:工商管理的要求是*大程度提高效率,要求以*少人力,*少物力,*快时间,换得*多结果,其精神为经济的;工商管理的方法,就是建设秩序的方法,其大要在于使一群工作人员相互配合,分工合作。工商事业的秩序以成文表现出来就是“法”,其精神为政治的;工商管理方法的实施,特别注重工作人员的训练。训练所有工作人员有秩序能配合,使其活动有效率,有技术,并且有管理的技术。事业实即学校,而且是*实际的学校,其精神为教育的。工商管理就是安排秩序:组织是安排人的秩序,预算是安排钱的秩序,计划是安排事的秩序。干练的管理者“应整理纷乱的事务,纳事务入秩序中,不应核定人如何活动,但应要求人如何活动。”他强调:工商管理问题的核心,“全在建设秩序”。1932年年底卢作孚在一次朝会中在讨论训练问题中强调:今天我们应该提倡“以*能守法为荣”。这里所说的“法”,指的是在大量经验积累基础上形成的各种规章。卢作孚一方面鼓励员工创新,一方面又强调特别要认真对待已有的办法和规章,他说:“每人要寻找作事的方法。作事方法的取得,是要参考已有的办法,不要凭我们的聪明才智,另外发明一些不适用的新办法。如果每一个人各有各的办法,结果等于没有办法,也就不是办法了。例如要开辟湖南航线,我们就必须要先派人到湖南去调查,然后才根据调查的事实,确定我们的办法。不合事实的办法,我们想他做什么?”民生公司试验中对于建构经济伦理秩序高度重视,倡导“以事业为中心”“服务社会”为主的一系列重要的价值追求。卢作孚说:“我们的报酬不是金钱,而是事功,是我们对国家直接、间接的贡献。”他指出:“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利润的。”“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站在轮船的地位,一方面为客人服务,使一切客人感受舒服,一方面为货物服务,使一切货物得到保护。因此更必须为船服务,使轮船健全,航行安全。”他在民生公司大力倡导“公司问题,职工来解决;职工问题,公司来解决。”“捏紧拳头,裹紧肚皮,渡过难关。”“梦寐不忘国家大难,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正是在这些伦理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民生公司“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公司宗旨。

    民生公司试验是以现代经济事业为依托,以创造现代集团生活为目标,以人的思想行为的训练为着力点,以“事业中心”“服务社会”新道德为核心,以建构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工商文明秩序为依归,以冀超越家庭和邻里朋友为中心的两重集团生活方式,从局部尝试入手,从根本上解决任人唯亲,贪污腐败的结构性文明困境,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开辟道路。

  民生公司试验强调以事业为中心而不是以家庭为中心,决不意味着对家庭、朋友等关系的简单否定。实际上,卢作孚在民生公司试验中,对于家庭是充分考虑和照顾到的,如修职工住宅区,修职工医院、职工小学等,都是照顾到家庭的表现。1934年初,米贵价涨,卢作孚与公司主干人员商定从宜昌购买了一批米粮上运,补助民生公司总公司食堂和民生机器厂食堂。卢作孚没有止步于此,在3月中旬的朝会上,他说:“还要帮助每一个职工的家庭,从米办起,其次运炭,以及其他的零零碎碎的物件。这种种由庶务股送到各职工的家庭,将来由会计处扣账,使各个职工减少私人的麻烦,而努力整个的事业。”卢作孚爱护家庭,敬重父母,重视子女教育。他非常担心子女能否顺利成长,多次谈及四川富裕家庭一代不如一代的现象。经过观察、试验和总结,他在子女教育方面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他说:“自己的第三、第四、第五,几个小孩子,曾经作过这样的实验,每假期预先把那一个学期的课程学完了的,无论是英文、数学、或理化,都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也许*初稍感困难,但一经得着学习道路以后,便可迎刃而解了。”事实也证明,卢作孚的家庭教育是成功的。卢作孚也不是不要朋友,他曾经说“无数朋友的帮助”是民生公司成长的重要因素。不过,这里所说的家庭、朋友,已经不是双重集团生活格局下的家庭、朋友关系,而是正在建构中现代文明秩序中的家庭和朋友关系。

三、卢作孚建构现代文明秩序及民生公司试验的意义

    正如有的学者提出的那样:中国的现代化,从根本的意义上,“是要建构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秩序”,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未竞之业”。卢作孚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努力和民生公司试验,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次明确提出和论述了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并进行开创性和富有成效的试验。卢作孚的理论探索和试验,打破了抱残守缺、盲目崇洋、中体西用等思想束缚和观念禁锢,为超越新旧、融合中西文化,实现“自立方式”的文明创新,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进行了开创性的有益探索。

  从观念和理论层面上看,卢作孚指出人类已经从自古以来的农业社会向现代代工商社会急剧转变,与之相应的是社会组织从简单到复杂,从小到大的演化,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内忧外患文明困局的根源所在。这一文明困局的脱困之道,在于必须将中国现代化,进行现代的物质建设,尤其要进行现代的组织建设,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现代集团生活就是要超越基于农业社会的,以家庭朋友亲戚邻里为中心的双重集团生活,把集团生活从家庭为中心,扩大到小到企业、学校、医院等,大到国家的范围。现代集团生活中的人们,工作上分工合作,生活上相互倚赖,比赛对集团对社会的贡献,以事业为中心、服务社会的道德化为人们思想行为上的习惯。建设组织就是建设秩序。工商管理、业务管理中的核心问题是建设秩序,即分工合作的经营秩序,具体而言建设人的秩序,钱的秩序,事的秩序。从现代国家社会层面上讲,秩序就是现代文明秩序。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重要是依靠法律。立法要谨慎,既已立法,则从领导人到人民都要尊重法律。建构现代文明秩序的困难很多,要**行局部的试验,民生公司试验就是这样建构现代文明秩序的局部试验。

  从民生公司试验的结果看,成效是显著的,对社会和国家的贡献是巨大的。民生公司初创时资本微薄,凭借艰难募集到的8000元股份,采取分期付款、先交首付3000元的特别方式,在上海建造了一只70吨小轮船。在长江上游的重庆,这点经济力量也显得微不足道,“大家以为开玩笑”。但在卢作孚的主持和悉心经营之下,民生公司内固团体,外强服务,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很快发展成为川江轮船航运业的劲旅,迅速扭转了华商轮船公司经营分散、缺乏竞争力的不利局面,公司的社会声誉与日俱增,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接着在与资本雄厚、横行川江的美商捷江轮船公司展开竞争的过程中,得到张嘉璈、周作民、钱新之等银行家及相关的金城银行、交通银行等金融上的大力支持,民生公司在1935年成功击败美商捷江公司并收购其大部分轮船和产业。到1936年年底,民生公司轮船总数达到46只,马力达到41252匹,总吨数达到20249吨。一个资本微薄的小企业,又处在四川军阀混战那样混乱的社会政治局面当中,居然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就成长为长江上游轮船航运业中首屈一指的劲旅,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从1936年开始,民生公司在上海大规模订造新轮船,这些新轮在上海“八一三”抗战前前后加入长江航线的商业运行。抗战爆发后,卢作孚认定:“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他指令“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在内迁抢运,尤其是在被称为中国实业界“敦刻尔克”的宜昌撤退抢运中,民生公司发挥了至为关键的重要作用。宜昌大撤退成功的秘密就在于制定了切实可行计划并有效实施,结果“秩序恢复,效率提高”。截止1942年年底,民生公司运输“兵工器材约17万吨,壮丁部队约200万人,军品辎重约26万吨,其它工商物资,尚未计入。”民生公司长期致力现代集团生活建设,由此建构起来的以事业为中心、服务社会的现代工商文明秩序在抢运和战时运输中接受了洗礼,经受了考验。经过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的进一步扩充,民生公司进一步发展成为以轮船航运为主体的大型民族资本集团。

    在经营上,民生公司以服务周到著称。从北京大学教授陈衡哲到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逸庐生,再到**作家胡风,都有生动的记述和评论。周到的服务,正是民生公司现代经营秩序建构中,把“服务社会的道德”变成“服务社会的习惯”的自然展现。在管理上,民生公司特色鲜明而现代。资料载:“民生公司的特色,亦是它成功的原因,是它的良好管理,这是社会公认的。卢作孚彻底取消了船上的买办制度,彻底管理每只轮船的人员、物料、收支。接收一只轮船,即取消一个买办,即确立一个轮船的管理方案。”民生公司管理上的特点还在于:“(其)行政的原则,是以会议的方式来参加意见,由总经理采纳意见来作决定的。可以说,公司的行政制度是独裁与代议相兼。意见是大众的,分权的,决定是独裁的集权的。二者优点,兼而有之。”民生公司会议的形式确实比较多,有诸如朝会、旬会、联席会、人事管理委员会、主干会、小组会议、董监联席会议、股东会、经理会议、轮机会议、驾驶会议、各部分联席会议等等。这些会议能够成为公司办事采纳意见的重要渠道,有卢作孚奉行“事业即学校”的理念有密切关系。征求意见,是卢作孚“培植后进”的重要方法。19338月乘坐民生公司轮船到重庆参加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的**植物学家胡先骕,也就注意到民生公司与其他轮船公司的迥异之处。他说:“(民生公司各轮经理)多以中小学校长教员之类人物任之,故弊绝风清,气象迥异。”

  作为集实业精英、知识精英、政治精英于一身的现代化事业开拓者,卢作孚还通过《大公报》《申报》《新生周刊》《西南公路》《抗战与交通》《新世界》等众多报刊刊发论文,通过在诸如上海金融实业界的星五聚餐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世界社等各种场合的讲演,通过出版诸如《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乡村建设》《一幢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等著作,把创造现代集团生活,建构现代文明秩序的观念和试验中经验和教训向社会广泛传播,从而产生较为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发动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抗战全面爆发前,卢作孚和民生公司试验就在对这两个运动内容的充实提供了重要的参考。19353月底,应蒋介石的要求,卢作孚将《船上新生活运动办法》电呈蒋介石。419日,蒋介石为轮船新生活运动等事致函卢作孚,谓:“两接手书,并承惠赠大著《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及民生公司《轮船上新生活运动办法》两种。浏览之余,弥觉执事思虑周洽,所行办法皆井井有条,至为佩慰。其《轮船上新生活运动办法》一种,尤得新运精神,并已饬抄达交通部,转饬招商局及其它商轮公司,一体切实仿办,以利推行矣。专此奉复。”427日,国民政府交通部发出第2210号训令,内称:四川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呈递的航轮新生活运动办法井井有条,深得新生活运动的精神,希各地商轮公司遵照办理云云。训令后附有卢作孚的《船上新生活运动办法》。据此交通部汉口航政局发出第2371号训令,令所管辖区域的国营轮船招商局及其各分公司、各商轮公司遵照执行。该办法包括用人、设备、要求、生活四个部分,各部分再细分若干条目。如要求项下的“整理及清洁”项中,有六项具体要求,分别是:1、凡船上物品、客人行李及用品须随时整理清楚,无使凌乱。2、凡客人餐间、房间及器物须随时清洁,无使稍有灰尘,无使有一点渣滓或一滴水。3、凡过道地板、壁间及栏杆,须随时保持清洁,无使稍有灰尘,无使有一点渣滓或一滴水。4、凡厕所、浴室,须要随时清洁,无使有臭气、有秽物。5、厨房必须清洁,勿使鼠及苍蝇入内。6、茶房、厨房身体衣服,尤其是两手必须清洁,勿使有污秽。实际上,这些要求基本上都是当时民生公司轮船上通常训练、服务所要求的内容,但这些内容要真正落实则确实不是容易的事情。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发动后,卢作孚根据自己创造集团生活的经验,拟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般原则》提供给当局参考。19361017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总会以会长蒋介石名义发出训令,训令云:“案据卢作孚所拟《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般原则摘要》,对于我国目前生产、分配及交换三方面之应兴应办事宜,分条列举,殊可参考,合行抄发原件,令仰知照。”《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般原则摘要》分生产、分配、交换等三个部分,每部分之下又分若干要点。如生产部分的“管理方法”项下,列四项内容:1、采用竞赛制度——促使地方间比赛,各事业间比赛,一事业间之各部门比赛,工人与工人间、各人或组成集团比赛。2、采用教育方法——教以工作需要之特殊技能及知识、现代国民需要之普通技能及知识,并使有游历、运动、练习音乐及其它种种娱乐事项之机会。3、采用会议方法——予工作人员以建议的机会,如情形良好或竟予以决议的机会。4、促成生产合作——从购买原料上,从购买工具上,从销售成品上,力谋合作组织。分配的“财产”项下,有“使每人有职业,生活倚赖其职业。在不能有职业时,则倚赖社会。于是逐渐降低财产之倚赖关系”等内容。这些内容,正是民生公司现代集团生活建设中不断建设和训练的内容。国民政府和当局运用行政权力,将《船上新生活运动办法》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般原则》这些反映民生公司试验证明富有成效的种种经验和办法,吸收和充实到新生活运动和经济建设运动之中,无疑是有正面和积极意义的。只是当时新生活运动本身成效有限,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很快被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打断,民生公司试验的办法实际上很难在更大的范围产生影响。

  卢作孚关于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主张具有敏锐的文明洞察力,以民生公司试验为中心的探索和尝试,取得了开创性的有益经验。当然,卢作孚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主张和试验,总体而言是局部性的,短时段的。如要造成集团成员对“集团生活完全倚赖”的设想和措施,在20世纪40年代那样现代经济发展程度十分有限、政治社会动荡不安等客观条件下,实际上难以办到。尤其是到1939年以后,由于经营环境的迅速恶化,民生公司几乎年年亏损,致使公司内部正在建设的秩序也遭到严重的侵蚀和破坏。尽管这样,卢作孚通过民生公司试验创造现代集团生活以建构现代文明秩序的尝试,为我们留下了一份丰富厚重的历史遗产,值得肯定,其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原载于邹芙都、赵国壮主编:《西部史学》第5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12月,第85页。注引务请参考原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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