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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航运史研究中灰色文献的“二重证法” ——以太古档案和民生档案的关联研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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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航运史研究中灰色文献的“二重证法” ——以太古档案和民生档案的关联研究为例
上传时间: 2020-10-29 14:51:14     作者: 周 森 许小委     来源: 长江航运史研究中灰色文献的“二重证法” ——以太古档案和民生档案的关联研


长江航运史研究中灰色文献的“二重证法”

——以太古档案和民生档案的关联研究为例

 

    许小委

    历史上,郑和航海档案的失踪让无数史学家痛心不已。可以想见,郑和出使的海图、航海记录以及日志将有多么宝贵。如果这类文献资料保留下来,历史的面目也许要清晰许多倍。近代中国的商业发端于航运,因而航运史在我国商业史的研究中举足轻重。长江是中国内陆*为重要的河流,一部长江航运史几乎可以透视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商业发展史。作为原始研究文献的航运档案具有十分丰富、具体而真切的史料价值,蕴含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但是,它们无疑是属于各大轮船公司的集体财产,有的甚至关涉公司机密,因而并不公开。这需要研究者充分征求并尊重公司的意见,进行良好的合作,才能将这些灰色文献的价值发挥到*大。而一旦能够顺畅地发掘公司档案中的重要资讯,那么研究工作将很快走向纵深,涌现出很多重要的成果。

  因为难以获取,灰色文献的一个大特点是稀少,而每种文献又在各自的角度描述事实,如果单单只靠某一种文献,容易被误导,偏听则暗,造成历史研究中的“罗生门”。幸运的是长江航运史有五套互为独立的公司档案。王国维在对甲骨文与汉简的研究中提出了**的二重证据法就尤其适宜指导我们在研究中正确运用灰色文献,不落入“一孔之见”。陈寅恪先生在二重证的基础上倡导“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以及“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更是提醒我们要重视外国公司的档案对于中国企业史研究的参考价值。本文从太古洋行和民生公司这两家一内一外的航海公司的档案探讨这类灰色文献在近现代商业史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1924年,也即民生公司成立前的一年,长江航运业的市场格局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知,统治长江航运的五大公司中,有两家都属于英国殖民者的老牌资本集团,一家是日本政府大力支持的官办企业,中国的轮船公司只有国营的招商局。这四家都来历不凡,有着强大的财阀或政府的支持。民生公司完全是草根出身,直至1925年才由卢作孚靠着募集来的8千元创办。然而,截止1935年,短短的十余年中,已经由*初的一艘轮船发展到44 只船, 吨位也增加到16 800余吨, 职工2 836, 股本120万元, 资产730 万余元, 经营了川江航运的61%。航线延伸到上海, 并在南京、汉口、宜昌等地设立了分公司,在长江航运市场上完全可以和太古、怡和、日清汽船以及招商局平起平坐。

  关于这五大公司的研究,轮船招商局、怡和洋行和日清汽船的研究比较充分[1],太古公司的档案也偶尔出现在一些研究论文中,只有民生公司的档案却还不曾披露多少。但是民生公司档案和上述几大公司(尤其是太古公司档案)的关联研究对于揭示1930年代的中国长江商业史是极为关键的,这对研究中国民族私营企业如何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并*终与四大巨头平分秋色的发展历程是很有帮助的,甚至揭示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企业是如何诞生的。


一、民生档案

  卢作孚在青年时期刻苦自学,广泛地接受了各种进步思想,并加入过同盟会,担任过《川报》主笔以及成都民众教育馆馆长,因而他极具现代管理意识,是一个极有条理的管理者,在创办民生公司伊始,就强调工作档案的整理与收集,由此使得民生公司档案得到了相当完整地保管。1945 2 月在给重庆大学讲授《工商管理》时,卢作孚特意将“编辑”一事单独提出:“一事业之编辑工作亦为重要问题。若干事业上之经过, 除以会计或统计表现其数字外, 常需文字记录、文字整理、文字报告。数字问题亦常需文字说明。无论经常的或特殊的事件,应用文字记录者, 开始活动即当开始记录, 活动完成,记录即当完成。或者依事之始末,具为报告、或按月、按年具为报告, 此为历史上、宣传上、参考上均不可少之资料。”这大概是中国民族企业家关于档案建设的*早的理论了,卢作孚因而可谓现代企业档案建设的鼻祖。

  在三十多年的发展中,民生公司留下了数万卷的珍贵档案,对于抗战史和民族航运业的研究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1957年,由于领导关系的变动,这批经历了抗战炮火洗礼的档案被运往汉口,由长江航务局档案馆保存,后经中共武汉市委办公厅批准,164吨没有保存价值的会计传票等被销毁。在60年代,根据形势的变动,民生公司档案先后被移交宜昌,后又运回汉口的长航公安局作为敌伪档案管理,在1970年又被运往四川万县(653站)档案后库,直至1988年再次运回汉口长江航运局档案馆。目前保留下来的档案多达30 000多卷,绝大部分在汉口,一小部分在重庆市档案馆,还有一部分散落在民生公司档案室以及武汉大学和四川大学等地。

其中重庆市档案馆保存的民生公司档案虽数量不多,但是两个全宗。

此外,还有现在的民生公司档案室珍藏的百余卷档案。

这些档案真实而直观地记录了民生公司从开办到发展的历史,完整而系统,为同期的大型企业所不及,因而是极为难得的一个标本。具体而言,档案的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记录公司创立、变迁与发展的主要档案,呈现了公司的历史脉络

例如公司组织章程、工作计划与年度总结报告;轮船数量和规格的统计表、各个轮船的管理人员登记表、运输情况表;公司历次增资报告及股东变动等。

  (二)人事档案

反映了公司人员招募、考核、变迁、培训等,主要有职工履历册和各船职工名录,人事任免、升降、调遣、给假、考绩、奖惩、培训、救助等文件;各分公司人员调查表、各轮职工调查表、各公司负责人表、待用人员登记表;职工保证书和自传;职工违章、作案等情况调查及处理意见的文件等。关于民生公司的考试招募、培训和升迁变动方面的档案是尤其值得重视的,如此详尽的职工教育记录是同时代的其他公司都望尘莫及的,这是卢作孚进行“现代集团生活训练”的真切见证。存放于重庆市档案馆的关于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1926-1950年间的335卷文献因而*具学术研究价值。

  (三)重大会议记录、规章制度档案

如公司成立会记录、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常务会、督导会、业务研讨会、交通座谈会、军差会、统检会、主干会等会议记录;公司旬报周报制度、员工任用暂行办法、禁止轮船挟带私货办法、轮船载客逾额处罚办法、船舶修理联络办法、严格取缔无票乘客办法、维护安全办法等各项管理办法和各项规章制度等。

  (四)运输业务情况报告

主要有业务概况报告、工作报告、轮船检修报告;航队工作情况及护航人员调遣情况;各轮调航、停航、复航等情况;搁滩、碰撞、沉航等海事情况调查报告;乘客纠纷、抢劫等意外事故的调查报告;租借码头、船只、囤船等各项业务往来文件;各船消耗燃料核定数对照表;租费与费用标准比较表;各轮租价表;各轮客舱铺位表等。

  此外,还有民生公司对外联络的许多文件,由于卢作孚与政界、经济界联络紧密,因而与许多单位的首脑人物都有来往,单单信件和文电就有2 000余封。2003年,重庆市档案馆就与民生公司研究室合作编辑出版了《卢作孚书信集》,收录了1 200余封重要的信件。一经出版,就体现出巨大的史料价值与学术研究价值。

二、太古档案:约翰·萨缪尔·斯怀尔(John Samuel Swire)档案 (以下简称JSS档案)

  1840年以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终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为了倾销商品和收购廉价原料,他们的早期投资多集中在进出口洋行和轮船航运业。英资的太古集团就是从洋行开始发展航运,在天津条约签订之后,它与怡和洋行一起逐渐垄断了天津以及中国沿海的运输线。1867,由于对中国代理人的不满,公司第二代人领导人约翰·萨缪尔·施怀雅 (John Samuel Swire)决定亲自发展在华业务[2]。来到上海后,长江对中国内陆的广阔辐射令这个精明的商人激动不已,他敏锐地意识到长江是一条黄金水道,航运大有可为。1872年,施怀雅组建了太古轮船公司并收购了公正轮船公司,接管了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大量临水物业。随后的半个世纪里,在第三代领导人约翰·施怀雅 (John Swire,1861-1933)及华伦·施怀雅(Warren Swire,1883-1949)的领导下,太古轮船的长江航线穿越了三峡,向西延伸到了重庆,逐步建立起纵贯长江的内河航运业务和以香港为中心的海运事业,成为旧中国航运业的巨孽,并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而发展成为全球性的货运公司。二战后,太古洋行试图以运送救济物资的名义来恢复在中国的航运业务,但遇到中国民族航运企业的强烈抵制。1953年,太古集团结束在中国的全部业务,转而以香港为远东总部开始了新的发展。

  太古集团*重要的档案基本都珍藏在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SOAS)。该院创立于1917年,是英国**的一所专门研究亚洲与非洲的高等教育机构,它坐落于伦敦市中心区,学院的图书馆在文献资料的收藏方面并不逊色于临近的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创办于1960年代的当代中国研究所(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和 1992 年成立的中国研究中心更是令亚非学院会成为中国学研究的重镇,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学院拥有极为丰富的中国资料收藏。亚非学院图书馆的三楼与四楼至少有十七万册的中国图籍、重要档案和藏书,其中的许多资料都是难得一见的手稿或孤本。由于该学院偏重商科发展,是全英十大商学研究机构之一,因而对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老牌资本公司的档案建设十分投入,拥有全世界*丰富的商业档案研究资料。太古洋行作为英国*为重要的殖民公司之一,也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档案资料。其中,与中国商业活动关系*为密切的是约翰·萨缪尔·施怀雅(John Samuel Swire1825-1898)档案(以下简称JSS档案)。

  2011年,太古集团在香港太古城设立太古集团历史档案馆,这是公司自建的**专门性的档案馆,占地4 000多尺,存放着太古洋行进入中国发展的两百多年的历史文件,这批资料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香港的这部分档案藏品包括超过2 500多个档案盒的纸本文献以及49 000多张照和900多卷胶片,详尽地记录了太古集团在亚洲的业务活动。档案室内*古老的藏品可以追溯到1895年的太古轮船提货单,大量的历史照片、航运业务记录、公司的来往信函、广告资料等记录太古的管理活动和业务发展。作为东亚近现代历史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太古公司留下的这篇档案资料也同样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201511月,太古集团香港历史档案服务部正式对外开放,在人力资源部门的许可下,学术研究者以及媒体人士可以申请在此查阅太古档案资料。值得一提的是,太古集团与香港浸会大学有着长期的合作研究,**商业史研究专家锺宝贤教授经过多年努力,查阅了逾千份历史档案与图片,在对公司档案史料的细致阅读的基础上,精心编纂了《太古之道——太古在华一百五十年》一书并在2016年出版发行[3],时值太古集团成立200周年暨进入中国发展的150周年,可谓一本献礼之作。该书披露了许多关于太古发展历史的一手资料,再现了太古集团在风云变幻中的近现代历史中的发展传奇,并重点描绘了太古与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息息相关、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也侧面反映出中国民族商业的某些历史变迁。但是,就以商业史研究的角度来讲,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有限,出于对太古公司的尊重,该书对其发展历史有粉饰之嫌,对于太古的掠夺性贸易和血腥的华工贩卖都避而不谈。

  **经济史学家张仲礼先生(1920-2015年)生前一直致力于旧中国外资企业的研究,先后编写了《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四卷本(1983), 翻译了《怡和洋行——1842-1895年在华活动概述》(1986),并与陈曾年、姚欣荣等合著了《太古集团在旧中国》[4]。这些资料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太古集团的创立与发展,肯定了它在客观上促进中国航运业发展的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剖析它依靠殖民特权对我国的经济侵略,以及齐价合约、苦力贸易等。更为难得的是,张仲礼先生在长期的海外研究生涯中搜集到了许多珍贵的史料,这为他的著作增色不少,甚至开创了独特的商业史研究风格。

  *近的一部深入运用太古档案的重量级学术著作是美国威廉姆斯文理学院的罗安妮(Anne Reinhardt)教授的《Navigating Semi-ColonialismShipping, Sovereignty, and Nation-Building in China, 18601937[5],该书是在她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历经数年的反复修改而成,直至20184月才得以出版。这本著作的*大亮点是能够从中立的第三者的视角来客观审视太古洋行在民国期间与中国民族航运公司(主要是民生公司)的商业竞争,因而十分值得一读。

三、民生档案和太古档案的关联研究

  《新唐书》中李世民曾问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多个视角会让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免于被单一的立场所蒙蔽。但是,实际上,在研究中做到这一点却难度极大。

  对企业档案研究的一大难点和痛点在于:档案资料的所有者是企业,而企业为了自身形象计往往选择性地开放资料,放大亮点而隐藏污点;但是,研究者基于学术道德而力求客观、公正而全面。因此,档案资料的所有者与应用者的利益就会发生冲突。如何进行开放与共享,并同时尊重灰色文献所有人的权益,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为了协调这一矛盾,研究者也出于对灰色文献所有者的感激,往往会避重就轻,粉饰企业,如上文提到的《太古之道》,令这些具有重大价值的史料沦为公司的宣传资料。但是深刻和客观的探索永远离不开原始的一手资料,需要回到更为全面的档案之中。因此,多个来源的互相关联的不同资料的互相参证就极为重要。例如我们在研究太古洋行时,在太古档案之外,还要在各类年鉴和其他竞争公司的档案中寻求与太古相关的重要描述,往往有更大的发现,如年鉴中记载的海员罢工[6], 厦门发生的太古洋行事件[7],以及郑观应的《长江日记》对太古的侧面批评等等[8]。这些内容在太古档案中一定有所记载,但是密而不彰。同样,在研究民生公司时,也许要参照其主要的竞争对手——太古洋行和招商局的档案,如陈寅恪所言“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以及“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在太古档案中,可以发现民生公司自己都未必完全清楚,但是却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卢作孚对茶房危机的成功应对,这次事件对西方公司的冲击之大,几乎颠覆了他们对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刻板印象,从此对中国民营公司刮目相看。下文将详细叙述在太古档案和民生公司档案中发现的这一茶房事件。

   (一)太古档案揭示出的管理问题

  1930年代,小小的茶房问题逐渐酝酿成令各大轮船公司都深感忧虑的重大管理顽疾[9]。这是因为这些公司为了节约人力成本,同时也为了便捷地获得当地的社会运营资源,全部采用了“买办制”,各地的买办代替轮船公司招揽生意并招募茶房来为乘客提供服务,这些都不需要轮船公司付钱。买办的生财之道在于以工作机会向茶房索要小费的分成,因而茶房拼命地向乘客索要小费而不惜欺诈和勒索。1932年秋,日本轰炸上海市闸北区,上海居民乘船逃往长江上游,茶房们的恶劣行径令乘客们投诉不断,指责茶房从难民那里勒索小费,把一些人的全部积蓄都敲诈走了[10]。此外,茶房们的走私案件也屡见不鲜,为轮船运营带来重大影响。但是茶房在名义上是买办的雇员,因而不受公司管理。

  太古洋行是长江上的**家试图强行驱逐茶房的公司,船长向买办施压以迫使他们驱逐茶房,但买办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并不配合。太古洋行逐渐将买办制改为经理制,但在实质上,经理制还是买办制的继续和发展,只不过换个头衔而已,因而所有的问题还在持续。太古公司只好试图以健康原因解雇茶房[11],并事先取得了中国政府的支持[12]。但是茶房根本无视外国经理人的命令,还联合海员工会以航运业的罢工来威胁轮船公司。19331月,公司*后决定冒险从“吴淞号”上强行驱逐茶房,让武装卫兵在深夜将熟睡中的茶房拖走。这一冒险的举动带来的正面效果是服务质量提升,乘客大幅增加,但随即也招致了海员工会的罢工。这次罢工的声势浩大,甚至波及到广州,广州海员分会成立了“吴淞号惨案复仇委员会”,并在19336月罢工,给太古洋行带来强大的压力。工人的罢工一直持续到1933年秋天,民众指责国民政府支持外国公司而无视中国工人的利益,国民政府迫于压力而放弃了对轮船公司的支持。193311月,在广州罢工5个多月后,太古洋行公司支付了大笔赔款,并恢复了原来“吴淞号”上的茶房的工作,才令罢工结束。公司只好决定放弃解决茶房问题的所有努力,直到一家中国公司带头改革[13]

   1933年底,同样饱受茶房问题困扰的招商局在新任总经理刘鸿生的领导下开始尝试改革。刘鸿生的基本思路是以“船长负责制”来代替买办制度,并直接招募茶房,支付他们工资来禁止小费的索要。但他很快发现买办们的地位世代相传,在各地根深蒂固,根本赶不走。同时,太古洋行公司档案的一份资料显示:在刘鸿生试图解雇渎职的茶房时,海员工会同样威胁要罢工[14],这甚至动摇了政府对刘鸿生进行改革的支持。太古洋行公司的另一份报告指出:“在刘鸿生看来,茶房问题的解决是**要务,否则管理无从谈起。但是政府却完全漠视茶房问题的严重性,将之搁置一边。”[15]刘鸿生*终决心以辞职胁迫政府重视这一问题,但是无济于事。几个月后,他果真因此辞职,但是茶房问题依然如故。

    太古轮船公司有着实力雄厚的财团支持,招商局则是中国政府官办企业,二者都在茶房问题上折戟沉沙,令这一问题看似无解。但是,弱小的民生公司却十分漂亮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令太古洋行十分叹服。太古轮船公司的船长回忆道:“我们非常失落地看到民生公司轮船的甲板上的船员数量不多,归整有序,都穿着整齐的制服;而那些悬挂着外国国旗的轮船上挤满了各种各样的茶房,他们大多是不拿工资而从乘客身上勒索财物的人。”[16]当时,轮船公司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他们正密切地关注着彼此的运营情况。太古这位船长的“失落”中暗示着一种惊讶:一家中国小公司的管理水平竟然能够远远超过外国大公司。

    正是太古档案中的这些材料让我们意识到百年前的长江航运业中的重大问题,但是这在民生公司档案中却基本上没有体现,或者说,由于民生公司过于顺利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甚至不曾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也不了解自己的管理是如此地富有成效,并且给外国同行以极大的震撼。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这还要回到民生公司的管理档案中去寻求答案。

   (二)民生公司档案中的答案

  在查阅大量的民生公司档案之后,我们发现,茶房问题之所以被民生公司化于无形,真正的原因在于卢作孚的现代集团生活训练[17],正是这种卓越的职工训练让民生公司在与强大的外资公司和官办企业的激烈竞争中站稳脚跟的。

  首先,卢作孚对民生公司的定位就远远超出了诸如太古洋行这样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公司的自我期许,而是以民族和**建设的高度来关照公司的发展。在民生公司有了一定发展之后,曾经加入过同盟会的卢作孚道出了心中的蓝图:“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建设起来, 先曾以北碚(嘉陵江上的一个小码头)这个小小的地方作一度经营的实验, 悬出了一个理想, 叫做“ 将来的三峡”。*初进行起来颇困难, 但毕竟能建设成功一个这样的局面。从这小小地方的经营, 可以证明: 中华民国是可以建设得起来的, 是能够建设得起来的; 使别的**也认识中国,必决有希望, 有前途。”[18]可见卢作孚绝不是那种利欲熏心的商人,而是以**的建设为己任,他很早就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19],这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之成败。为此,他在民生公司组织了现代集团生活的训练,以改造中国人旧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在他看来,家庭和亲戚邻里“这两重依赖关系”是中国社会问题的核心,前一重关系使中国人“只知有家庭,不知有社会”,为了家庭可以牺牲家庭以外的一切乃至危害社会。第二重关系尤其“错综复杂”,让工作中关系横行乃至无有公平可言。对此,卢作孚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首先建立起超越家庭和亲戚邻里朋友关系的“工商时代的集团生活组织”,“分析起来,不能不有现代的相互依赖关系,不能不有现代的比赛标准,不能不有现代的道德条件”[20]。因此,民生公司在一切工作安排上杜绝人际关系的牵扯,“以事业为中心”。

  在人员招聘上,民生公司首开考试招聘的先河,这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史上还是**例。从民生档案中的卢作孚信札来看,公司*迟在1928年初就开始以考试招募员工,同时也接受学校的公正推荐[21],几乎完全抛弃了熟人介绍的招聘方式,甚至对*初级的茶房和水手、维修工也公开招考。报名资格是:1825岁之间,小学或中学毕业,不抽大烟,没有传染病,考试内容有写作、算术、英语、身体检查、心理测试和面试。通过考试的大多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这些“知识青年”的可塑性强,训练起来也更为高效。由于报名人多,民生公司这种招聘考试竞争十分激烈。在19321935年间,公司每年在重庆举办三、四次考试,录取率很少超过20%[22]。到1936年,公司的3 850名员工中有93%是通过这类考试录用的[23]

  一旦入选,工人必须完成两个月的培训,然后再分配职位。从历年来留下的培训档案看,训练科目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模块。一是业务培训,帮助每个岗位上的人熟悉自己负责的业务。为此,公司编写了“水手基本信息(水手须知)”和“茶房基本信息(茶房须知)”等介绍工作要领和公司要求的手册。二是军事训练,包括防空演习和武器使用等。三是对新员工进行“民生精神”的培训,从情感上激励员工对公司尽职尽责,从民族大义上激励他们对社会多做贡献,为**的强盛而奋斗,并在公司带领下积极参与爱国救亡活动[24]。公司编写的培训教材明确指出,培训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员工奉献社会的热情[25]

    民生公司留下了大量的员工培训档案,这是其他几大轮船公司都付之阙如的。公司特意出版了一份内部刊物《新世界》,作为传达公司管理理念和员工培训的重要阵地,刊登了许多关于职员教育的文章[26]。这些细致入微的职业培训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被无数研究者反复讨论[27]。但是相比而言,太古洋行的档案中就没有发现多少员工培训的文献资料。因而,从这两家公司留存下的档案的组成结构上就可以看出企业对待员工的态度,由此甚至可以预测它们各自的发展命运。

  在实际的工作中,民生公司职员的工资待遇较为公平,奖惩也有着明确的规定。热情主动、礼貌周到的服务员讲会被升职或加薪[28];而玩忽职守或侮辱乘客的职员将会被开除[29]。公司采取了现代科层体制,实行总经理负责制[30],高层领导由卢作孚亲自任免[31],但同时又注重业务讨论中的民主,每次开会的气氛十分热烈,大家都畅所欲言,积极地献言献策[32]。各方面的努力*终让民生公司拥有了令人羡慕的纪律和秩序,并*终取得了所有人的信任[33],在长江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公司规模也随之扩大,逐渐发展成为旧中国*大的民族企业之一。

四、结语

  由于茶房的地位过于低贱而让他们带来的管理难题显得微不足道,民生公司档案中没有太多的体现,对民生公司的诸多研究也从未发现或重视过这一重大的管理成果,唯有在对太古公司的档案的细致阅读中才能发现这个精彩的商战故事。反过来,对民生公司档案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分析太古洋行在茶房问题上失败的原因。作为一家资本雄厚的外国企业,并且诞生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发源地,太古的失败显得不可思议,只有在与民生公司留下的大量的员工培训档案的对比中,我们才能发现这其中隐秘的深层原因:他们并不舍得在中国员工身上长期地投入,因而不愿意做根本的改革和深入的员工动员。尽管太古洋行对某些雇佣条款进行了调整[34],但这些小恩小惠并未收到效果,公司一直没能从茶房和买办的困扰中解脱出来,直至1943年解散[35]

  综上所述,我们这项研究忠实地贯彻了二重证法在灰色文献研究中的应用原则,并且以崭新的视角发现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新问题,挖掘出了单单依靠某一家公司档案容易被忽视的历史事件,得出了更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简介:

周森,男,汉族,河南唐河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

许小委,男,复旦大学哲学博士,惠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1]林志龙.日清汽船与中英长江沪汉集资协定之航运竞争(1921-1927,兴大历史学报,20076): 249-268.

[2]崔美明.八十二年的盛衰史——评《太古集团在旧中国》,近代中国,1993:256-263.

[3]钟宝贤.太古之道:太古在华一百五十年,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6.

[4]张仲礼,陈曾年,姚欣荣.太古集团在旧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5] Anne ReinhardtNavigating Semi-ColonialismShipping, Sovereignty, and Nation-Building in China, 18601937.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8-4.

[6]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编辑委员会.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1921-1940,线装书局,2002:1310 .

[7]崔美明.八十二年的盛衰史——评《太古集团在旧中国》,近代中国,1993:256-263.

[8]刘石吉.试论郑观应在中国近代改革思想中的地位,岭南文史, 2002(3):41-42.

[9]参见怡和洋行档案:Jardine Matheson Archives, 剑桥大学图书馆. Cambridge, U. K. 6/13/1933, 7/13/1933.

[10]太古洋行档案:John S.Swire Archiver,伦敦大学亚非图书馆,英国伦敦,卷Ⅰ 7/1/1933.

[11]同上注,卷Ⅲ 8/8/1933.

[12]同上注,卷Ⅲ 7/13/1933.

[13]同上注,卷Ⅲ 4/13/1934.

[14]同上注,卷Ⅲ 9/1/1933,8/24/1934.

[15]同上注,卷Ⅲ 9/1/1933.

[16] Graham Terrible, Yangtze Reminiscences: Some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of Service with the China Navigation Company,Ltd.,1925-1939 (London: John Swire and Sons, 1975-1990),16.

[17]太古洋行档案:John S.Swire Archiver,伦敦大学亚非图书馆,英国伦敦,卷Ⅲ10/16/1936.

[18]卢作孚.国际交往与中国建设,《嘉陵江报》1944 10 1215 .

[19]卢作孚.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生活书店,1935.

[20]凌耀伦,熊甫.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25.

[21]重庆市档案馆民生档案全宗21卷。

[22]民生实业公司大事记,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1937:195-200.

[23]凌耀伦.民生公司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116.

[24]重庆市档案馆民生档案全宗24.

[25]民生实业公司大事记,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1937: 101-102.

[26]卢作孚.团体生活的整理,新世界,1935(35);罗昌扬.船员教育是这样办起来的,新世界,1936(98);罗昌扬.对于船员的教育工作与感言,新世界,1936(99);罗澍清等.再来瓜豆一盘,新世界,1936(108);彭代勋.船员教育十月来小小的收获,新世界10(3-4)1937;彭代勋.船员教育告一段落,新世界11(5),1937;罗昌扬.一年来的船员教育,新世界10(5-6),1937;刘正勋.民职社第二学期开学纪录,新世界10(12),1937;盛绍尧.民生职工家属工业社之始末,新世界11(8),1938.

[27]金铮,邓红.论卢作孚对民生公司的有效管理[J].近代史研究,1990(3):199-217;杨可.民生公司的现代集团生活建设——一个社会学的视角[J].开放时代,2013(4):85-104;李向红. 卢作孚职业教育思想研究[D].西南大学,2010;郑文华. 卢作孚民生公司职工教育研究[D].西南大学,2009.

[28]重庆市档案馆藏:全宗号民生,卷号24,12

[29]重庆市档案馆藏:全宗号民生,卷号30

[30]重庆市档案馆藏:全宗号民生,卷号37

[31]重庆市档案馆藏:全宗号民生,卷号90

[32]重庆市档案馆藏:全宗号民生,卷号62

[33]刘运良.长江行业与中国,航业月刊1(3),1935:7-8.

[34]太古洋行档案:John S.Swire Archiver,伦敦大学亚非图书馆,英国伦敦,卷Ⅲ4/27/1937.

[35]同上注,卷Ⅲ 8/26/1938.

(原载《近代中国》第三十一辑,2019年第2期,第137-153页,2019123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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