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研究刊物
民生实业公司与轮船招商局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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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实业公司与轮船招商局的合作
上传时间: 2020-03-10 15:45:30     作者: 张守广     来源: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民生实业公司与轮船招商局的合作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民生实业公司与轮船招商局的合作

                                      

张守广

    民生公司创办于1926年,是一个以经营内河轮船航运为主的民营企业。民生公司创办的时候,轮船招商局已经有数十年曲折发展的历史了。19321114日,刘鸿生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任命,接任轮船招商局总经理职务。1翌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布训令,将轮船招商局收归国有。2随着双方业务的进行及客观情势的发展演变,民生公司与招商局之间的关系不断进行着相应的调整。1948519日,国民政府向担任招商局“前任董事长”的卢作孚颁发胜利勋章证书。3尽管卢作孚并没有担任过招商局董事长,但担任过招商局常务董事则是事实。这些史实也表明:民生公司和招商局之间,在业务和人事上,确实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本文着重探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民生公司与招商局的合作关系。

 

一、抗战前民生公司与招商局之间的合作

    全面抗战爆发前,民生公司与招商局通过货物联运形式的业务合作,以解决现实或潜在的业务经营上的矛盾和利益冲突。

  19312月,民生公司的航线扩展到重庆下游的宜昌。19326月,民生公司的航线延伸到上海。1933年春,民生公司开始与国营招商局就货载联运事宜开始接洽,但未能达成协议。4之后,经反复磋商,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与招商局总经理刘鸿生于19346月在上海拟定出联运合同18条,主要内容包括:1.互助:民生公司宜、万、渝三埠以最低报酬代理招商局各种业务,为招商局提供廉价煤炭并以极低租金租予囤船;招商局在宜昌以下各埠以最低报酬价为民生公司代理各项业务并以廉价租予囤船与码头。2.联运:包括重庆到上海等13个沿江口岸和天津、青岛、广州、香港等8个沿海口岸。3.划定范围:规定民生公司不在申汉线与湘江线开展营业活动,民生公司在渝、万、宜、沙各埠的转口货物交招商局轮船转运;招商局除现有轮只外,不再扩充宜汉、宜渝线营运业务,该局在申、汉、沙、宜各埠的转口货物除由自有船只转运外,得交民生公司轮船转运。联运的上下水接运点定为宜昌或汉口。此外,对于船只分配、运费价格、各自经济责任以及双方结账办法等也作了相应的规定。这实际上是一项划定业务范围的合同,长江中下游和沿海为招商局船舶的航线,长江上游的川江为民生公司船舶的航线。7月中旬,经招商局理事会审议通过及监事会核准,上述联运合同正式生效。1该项合同的生效,对于民生公司集中力量发展川江轮船航运,具有积极作用。到1935年,民生公司与美商捷江公司在川江的竞争极为激烈。当时,“有人认为这一年必倒两个轮船公司:一为美国籍的捷江公司,另一即为新起的中国籍的民生公司。捷江公司毕竟在这一最困难的时候倒了,民生公司却仍岿然存在,而且接收了捷江公司的五只轮船。”2民生公司之所以能够在竞争中获胜,有自身管理得法和得到金城银行等金融支持有关,也得益于与招商局之间货物联运上的分工合作,避免了华商轮船之间的内耗。

  在捷江公司相关问题的处理有了眉目之后,民生公司和招商局的货物联运办法的调整势在必行,并由招商局方面率先提出了调整意见。1935527日,招商局总务处长何墨林就货物联运事致函卢作孚,指出双方货物联运“尚未能尽义”,并提出应行改善的五点主张:一、货物联运合同第21条中“招(商)局除现有船只外,不加驶汉宜渝线”,应将“汉宜”两字删除。二、汉渝联运货物在汉口方面虽有行市,为竞争计,应有伸缩余地,招商局得照市价略为减让,惟以一成为限。三、招商局转渝万之货物,民生公司应在宜昌尽先转运,如因应差等事不能照常转运,亦应竭力设法分运,务使双方货物在运输时间上及数量上受同等待遇。四、合同第3条应修改为“联运货物之联接地点,上下水均在宜昌或汉口或上海授受”。五、合同第24条应改为“联运货在宜汉沪三埠转船;各项驳力扛力均由交运方面垫付”。该函并强调:上列五点“似应亟须解决,以排除双方合作之障碍。”329日,卢作孚复函何墨林,表示已经到汉口与蔡增基分局长商洽,除(二)应改为“汉渝联运货物水脚应共谋维持,互得同意,但同时招商民生有船行驶,市面货物应互相斟酌分配”外,“余四项完全同意”。467日,卢作孚为招商局总稽核李云良到川协商联运事宜致函刘鸿生,在该函中提出联运前提4项:1.民生可以办到指定船尽先与快转上下货;2.如招商不派船驶川江,民生可以将联运船悬招商旗;3.湖南航线,民生让招商经营,且以下游余轮帮助;4.招商京汉码头堆栈,酌予民生以帮助。5

  193592日,刘鸿生为联运事致函卢作孚,就川江联运合作提出四项改进办法:一、查贵公司现在直申船只既多,汉渝及宜汉短航班期亦密且无固定班期,每与本局快利船期冲突,如贵公司能将所有船只班期排定,本局汉宜线只快利一轮,当可将班期更改,一面使与联运船只衔接,一面使与同航线船期不致冲突;二、枯水期间汉宜线由贵公司派船接运,自属可行,但现时上海六公司对于长江中下游已实行公摊,故本局以后在汉交运货物运费均须按成分配,如有不能合并分摊,将来如能成为事实当再另议办法。三、贵公司承揽南洋货物大部份归本局代转,深为欢迎。本局向来对于贵公司托转货物无不力求迅速,如遇货物涌旺之时,宁使退装上海起运之货,从未稍有积压。但本局上水物运抵宜昌之后,贵公司仍不免有稽延积滞之虞。客方时有烦言,致本局应付重感困难,嗣后深愿贵公司抱定精诚团结之旨,与本局合作到底,以免再有借手洋商自撤藩篱之情弊。故双方对于接运货物应各规定转口日期,以利联运。1.下水货运抵上海转往南洋者,以五日为限;2.转往北洋者以七日为限;3.转往宁波者以三日为限;4.转往温州者以七日为限;5.转往闽厦者以十五日为限;6.上水货物运抵宜昌转往万渝者以五日为限。四、查联运合同第26条规定,如长江公摊实行,本合同得随时修正。199日,卢作孚为联运办法复函招商局总经理刘鸿生,对于四条作出如下答复:一、船只定期敝公司每星期二晚有船一只,由申直渝,星期五晚过汉;每隔一星期之星期六晚有船一只由申直宜,星期三晚过汉。此外有驳船一只,约十七日往来申宜一次,每船开驶之前一周可奉告日期。因兵差关系,目前只有轮两只或三只行驶宜渝,可将每旬(兵差完后可将每月)预拟之日期奉告,期与贵局之快利轮衔接。二、汉口交运货物运费如系包运,水脚仍应按成分配,如系三段水脚则按段分算。三、宜昌转货如敝公司完全无兵差时,可以负责办到五日内转出,如在兵差期间,当与敝公司货件比例转出。四、修订联运合同水脚分摊之成数,在下游公摊议定之水脚分配未经与敝公司事前有所商洽,本未便完全据以修正联运合同,但为竭诚合作起见,亦愿有所牺牲,即自八月一日起,照来示成数分配,但因川江水落则险,太古、怡和或其它公司与上游联运之分配有变更时,贵局与敝公司之水脚分配成数亦当据以变更。五、货由上海转渝水脚降落至相当程度时,中下游两段水脚照七月二十七日上海同业议定之成数分摊。2这样,民生公司和招商局在美商捷江轮船公司瓦解后,仍然维持了货物联运业务。对于川江航运秩序的稳定,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条件。

  1935年年底,卢作孚出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宋师度代理民生公司总经理。19362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通过刘鸿生辞去招商局总经理职务请求,并委蔡增基为总经理,谭伯英、劳勉为副经理。双方的联运业务并没有因为人事的改变而有根本性的变化。通过上述这种合作,抗战全面爆发前,招商局没有进入川江流域,使川江流域维持了一个由民生公司主导的航运秩序。

  

  二、抗战时期民生公司与招商局的合作

  抗战初期和中期,民生公司与招商局合作范围扩大,不仅在抢运物资、器材、人员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在后方地区合作举办水陆联运。取得显著成绩。

  1937824日,为提高运输效率,国民政府交通部责成招商局、三北公司、民生公司在南京成立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负责办理一切军运民运事宜,“凡是京中公用物品,抗战部队,军需用品,兵工厂的器材都交给这个联合办事处装运。”3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实际上是抗战初期的航业统制机构,由交通部科长伍极中任主任委员。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成立后,卢作孚即派民生公司上海分公司撤离人员许培泽在联办处办理搭客、货运以及登记等事项。4827日,由上海内河航业联合办事处提供内运轮驳,顺昌机器厂、上海机器厂、新民机器厂、合众五金厂等4家工厂,将机件分装21只木船,由各厂重要职员偕技工160余人,冒险用人力从日晖港运出,到苏州后改由招商局派恒吉轮拖到镇江,再装轮船运往汉口,取得了试探性航行的成功。5此后招商局、民生、三北、大达、大通等轮船公司通力合作,使江南内河航线成为上海厂矿内迁的主要通道。9月初,卢作孚委派许培泽、萧本仁到镇江,开办民生公司镇江临时办事处,借用招商局码头、栈房做公司轮船停泊之所。61019日,交通部密令航政司组织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沪镇联运处,办事人员以轮船由招商局、三北公司、民生公司公摊。11023日,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召开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公摊办法:以各公司所参加的船只数量及吨位为标准作200分计算,计招商80分,三北60分,民生、宁绍各15分,大达10分,尚余20分为加入其他公司摊派之预备。关于在镇江停靠码头问题,会议决定:呈请交通部把招商局接管的日清码头基地浮桥,暂拨联运处,由三北将其囤船移靠,除三北自身外,其他联运公司均得停靠,停靠收入归联运处,镇沪两联运处旋即成立。2由此,上海厂矿抢运步入有序,“一直到十一月十二日我军退出上海时,淞沪抢运工作,才告一段落。”3除镇江之外,南京的澄平码头同样非常重要。民生公司与招商局、三北公司凭借该码头,拼命抢运。资料载:到京沪间战事失利后,南京军民运输极为忙碌,民生公司、招商局、三北公司奉交通部令合组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专办军民水运事宜,“于是京中公务人员、公用物品、抗战部队、军需用品、兵工器材以及逃难民众行李,均交由我三公司轮船分别承运,我澄平码头遂成为首都要埠矣。”4

  19371220日,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交通部长俞飞鹏、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召集国民政府中央各部会及民生公司、招商局举行会议,商讨国民政府中央政府机关自宁迁渝运输计划,卢作孚参加。会议决定由卢作孚动员民生公司负责,在10天之内运出中央机关600名人员,辎重1 500箱。民生公司相关资料载:“(国民)政府决定西迁之后,待运人员及辎重都非常之多。分批搭乘诸多不便,故特准备专船欢迎,筹备招待,联络各埠照料。为表示敬意起见,各轮各埠均加派职工服务。”5

  南京沦陷后,抢运中心转移到武汉。19384月初,民生公司向招商局提议两公司汉渝间运输采用分段运输方式,即民生公司将船只行驶宜渝段,招商局负责宜汉线商货运输。6对此,招商局有若干保留意见,但基本予以接受。751日,包括轮船招商局在内的十五家航商在武汉开会决定恢复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活动,公推招商局为主任委员,三北公司任总务,民生公司任航务。8同日,国民政府与民生公司、招商局、三北公司签定抢运汉口八万吨重要兵工器材的特约。953日,民生公司、招商局、三北公司等开始从汉口装运兵工署八万吨器材。由于民生公司轮船适宜航行宜昌以上航线,因此八万吨器材的运输中,宜昌以下“民生公司仅助一臂之力,宜昌以上则以民生为主力”。10520日,招商局与民生公司达成长江中上游货物联运的具体办法(以汉渝段为重点),办法规定:“凡有货物由汉口、九江、沙市、长沙、常德各埠运往万县或重庆、泸州、叙府、嘉定者,在起运地交由招商局轮船装运至宜昌后,随即转由民生公司轮船运往目的地。如由万县或重庆运至沙市、汉口、九江、长沙、常德等埠,则交民生公司轮船承运至宜昌后,当即转由招商局轮船运至目的地。”1525日,民生公司与招商局经过协商达成汉渝间货物分段运输分配比例,《招商局史》载:“经双方商议,渝沙、万沙两航线的分配比例为:在渝沙线,渝宜段得80%,宜沙段得20%;在万沙线,万宜段得75 %,宜沙段得25%。具体结算地点先后安排在汉口、宜昌等埠。”2 722日,以王洸为主任委员的军事委员会中央党政机关迁运办事处在汉口成立。该会拟定的《中央党政机关迁运办法》中规定:在汉中央党政机关人员迁渝运输办法,分汉宜及宜渝两段输送;汉口、宜昌间运输由汉口招商局负责办理,并指定交通部代表王洸为主任。宜昌至重庆间运输由宜昌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李主任肇基负责办理。3

  招商局与民生公司实行分段联运,对于加强抗战时期长江中上游特别是川江航线的运输能力,抢运各类战略物资与人员商货人川,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宜昌撤退时,集中在宜昌的招商局轮船得到民生公司帮助借调一批领江,公司并自己雇佣了一批,使得宜昌的招商局10所艘轮船得以撤退到重庆保养。4 招商局与民生公司的分段联运,在武汉、宜昌相继失守后始告结束。

  抗战中期,民生公司和招商局在大后方地区的合作主要是奉令举办水陆联运。19408月初,国民政府交通部在重庆设立“川陕川湘水陆联运总管理处”。具体办法是由招商局与民生公司各投资两万元,民生公司代总经理魏文翰任联运总管理处副理事长,郑璧成、童少生为理事。5川陕水陆联运路线由重庆经合川至广元用水运,广元至宝鸡利用川陕公路车运,或由广元水运至阳平关,后经公路至烈金坝以达宝鸡;全线除阳平关以上陆路不计外,由重庆至阳平关计长达800余公里。6川湘水陆联运分作两路,一路由重庆经涪陵到龚滩,其间用水运,龚滩到龙潭,其间用驮运,龙潭经沅陵到常德用水运;一路由重庆经涪陵到彭水用水运,彭水经酉阳到龙潭或沅陵利用川湘公路车运,龙潭或沅陵到常德用水运,全程共计900余公里。1213日,交通部决定将招商局与民生公司合办的川湘川陕水陆联运总管理处,改组为交通部特许官商合办川湘川陕水陆联运公司。公司资本100万元,交通部驿运总管理处认股50万元,招商局、民生公司各认25万元。川湘、川陕两段分设川湘联运总段及嘉陵江运输总段,分别办理川湘及川陕间运输业务。7194261日,完全国营的川湘川陕水陆联运总管理处正式成立,由薛光前负责,接收改组川湘联运处和嘉陵江运输处,退还招商局和民生公司的股本。8从开办到全部国营,川湘川陕联运办理得法,承运总量约数千吨,川湘联运尤其成效显著。9

  

  三、40年代后期民生公司与招商局的合作

  抗战胜利后,国营招商局总局于19451023日迁上海办公。民生公司一方面向沿海开拓业务,一方面仍将长江航运作为经营的主要依托。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民生公司和招商局在复员运输和川粮东运中继续进行着业务上的合作。

  194511月,交通部改组招商局理事会,原聘理事一律改聘,另聘刘鸿生、卢作孚、高廷梓、韦以黻、余仕荣、林旭如、徐学禹为理事,任命刘鸿生为理事长。1121日,重庆国民政府为筹划还都南京事宜,由交通部在重庆成立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统一调配全国船舶,办理运输。招商局理事长刘鸿生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卢作孚和郗恩绥(国民政府军政部联勤总部参谋长)任副主任委员,徐学禹(招商局总经理)任秘书长。21946629日,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重庆分会为撤销机构,业务转交渝宜轮船运输联合办事处。3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复员运输工作。在抗战胜利后的4个月中,民生公司从事复员运输187航次,1946年上半年运输了102次,先后共运输国民党政府军、公物资9.2万吨,人员和军队20多万人次。4

  复员运输任务大体完成之后,民生公司和招商局又在多次川粮东运中进行合作。1946518日,民生公司、招商局、三北公司与国民政府粮食部签署承运川粮草约。草约规定:“自本年515日起3个月内,每月由渝运汉口、南京米粮10 000吨,汉、京各半。渝宜段,由民生公司就所有下行船只全装粮食,并视水尺可能载量载足;宜汉京段,由招商、三北负责如期如量运到京、汉。”5

1946522日,国民政府交通部、粮食部等召开川粮东运会议,交通部部长俞大维、粮食部部长徐堪、后勤部副部长端木杰、船舶调配委员会刘鸿生、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民生公司代表杨成质、李邦典等出席会议。会议决定:根据商定的办法“将运粮合约草案修正重行签订”。61946523日,重庆轮船同业在民生公司举行运粮会议,民生公司代表李若兰、蔡金光、高伯琛、王光藻参加,李若兰为会议主席。会议议决成立渝宜轮船运粮联合办事处(处址设重庆朝天门民生公司内),推定民生李若兰为联合办事处主任,招商局李荪芳、强华魏超然为副主任。会议还通过了《渝宜轮船运粮联合办事处简章》。7不久,该办事处扩大为渝宜轮船运输联合办事处,受重庆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指挥。重庆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撤消后,受重庆行辕节制。81946710日,国民政府交通部、粮食部在南京交通部召开粮东运会议,粮食部长徐堪、政务次长端木杰、交通部政务次长谭伯羽、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等与会。徐堪在报告表示:希望宜渝段运粮每月达20 000吨,过去两月只运6 000余吨,不足以应需要。会议经过讨论决定:由招商局借给民生公司驳船2只,民生公司、招商局增加运力等办法。9

  19476月中旬,粮食部谷正伦与民生公司卢作孚、招商局徐学禹、强华公司王士夔签署承运川粮合约。该合约规定:民生公司、招商局、强华公司自615日起至1115日止,每月运粮15 000吨,共计75 000吨,分在汉口及南京拨交。若最初两个月吨位不足时,每月亦不得低于12 000吨,该两月少运之吨量,则由以次各月份补运之。到期后,运量不足,得延15日。每月米粮运量分配,民生公司负责80%,其余20%由招商、强华共同承运。10

  1948422日,粮食部与民生公司、招商局签定承运川粮合约。合约规定:自51日起至1131日止,民生公司每月运粮7 500吨(内包括庆华、协大、永兴3公司1 000吨),招商局每月运粮5 100吨(包括强华公司在内),共计88 200吨,分在汉口、南京及上海拨交。若该月少运之吨量,则由次月补运之,到期后运量不足得延长15日。1

  194918日,轮运军粮抢运会议在重庆民生公司举行。会议决议:1、运费,除民生、招商、强华已与粮食部迳行订约,由京付给外,其余各公司准在重庆付给。2、按绥署规定,每船吨位最低应装40%军粮,其运价照交通部航政局规定第一类运价付费,并给30%回空费外,其余所装之粮,照交通部航政局规定第四类货价付费,不给回空费,唯应尽量装80%军粮,以利抢运。2

  

  四、结束语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生公司和招商局的关系是复杂的,既有合作,也有矛盾,而且双方疑忌甚深。抗战爆发前,民生公司对于招商局向川江开拓业务的企图有着高度戒备,以至于“招商于民生多怨词”。3卢作孚告诫民生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张澍霖:“招商局野心大,应慎重对之”。4时人甚至又招商局主持人徐学禹要吃掉民生公司卢作孚的记述。5吃掉说虽未必可靠,但招商局力图遏止民生公司向长江中下游和沿海发展,则是事实。6民生公司和招商局在经营航线和业务上的矛盾,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早期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所有制问题上结构性矛盾的一种具体体现。1944年,卢作孚就战后建设问题提出:在计划经济前提下,“一切产业,应尽量鼓励民营。”7 1946723日,卢作孚为敦促南京国民政府厘定战后航业政策致函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强烈要求“确定航业政策,加强民营公司组织,划分航线”。81947324日,民生公司主任秘书郑璧成致函即将归国的卢作孚,信中列举民生公司面临的诸多困难问题,其中收支不能平衡尤为严重问题,其中差船多是当时公司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无论长差或临时租差者,租费均远低于成本,收入与支出约为一与四之比,亏折中尚须借贷以贴差船之损失,“政府刻薄寡恩,莫此为甚”。同时,沿海航业“竞放水脚,已如民生公司初期之川江情况。联营办法即川江从前之大打官,历史告诉并非成功之办法,最大问题即在今后大家皆不必努力也。”9原来通过联营以求调适的办法,已经失去作用,由此使民生公司陷入经营困境。  

                      (原载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编《国家航海》第十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8月版,第15-23页。)